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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用社会赋予的权力做慈

2017-07-07 15:55  | 作者:    |   来源:凤凰网读书    | 点击量:
导读

比起其他隐藏在文字和镜头背后的记者,同时也是公益项目发起人的邓飞,往往更多呈现出一种主动走向公众视野的姿态。这种姿态和效果让他收获了更多的注视和赞美,更多的讨论和……

 


比起其他隐藏在文字和镜头背后的记者,同时也是公益项目发起人的邓飞,往往更多呈现出一种主动走向公众视野的姿态。这种姿态和效果让他收获了更多的注视和赞美,更多的讨论和观察,也难以避免带来更多的争议和批评。但不管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他发起的“免费午餐”填补了此前政府和国家对儿童营养干预的空白。让一部分孩子吃上了午饭。这便是福祉。

现有成果十分显著,并且,从人扩展到环境,从政府官员发展到明星名流。显然,邓飞的公益王国版图正在日渐扩充。对“慈善”二字,不可否认,他有着庞大的野心,更有着清醒的认知。

记者是我所有身份的源头

凤凰读书:调查记者、微博打拐免费的发起者,新书《柔软改变中国》的作者,多重身份下,最愿意选择哪一个作为自己的主打标签?  

邓飞:我现在身份有记者、志愿者还有一个写字的一个作者,有很多这个称号。但如果一定要我选一个,我更加会选择记者,因为这是我的源头。

凤凰读书:为什么想要把这几年的慈善经历出书? 

邓飞:首先我是一个写字的人,然后行动了几年,两三年以后,我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来交流,我们的一些思考,一些困惑,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需要把它写出来,然后给我们这些伙伴,然后给所有信任和支持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这两年多我们工作了八个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只是其中一个,但是免费午餐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本书是选择先免费午餐。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写我们的水安全计划,我们的大病医保,还有其它的公益项目。

九千万善款,让八万名孩子吃上了饭

凤凰读书:你把这些公益项目分成了两个类别,一个叫做水鸟联盟,一个叫做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

邓飞:对。

嗯,我们首先看到孩子被拐弯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发起了微博打拐,我们是帮助中国的小朋友能够免于拐卖。我们看到乡村的孩子们在学校里没有午餐,他们忍饥挨饿,所以我们发起了免费午餐。后来我们又发现孩子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生病以后,如果家里没有钱支持他去看病的话,他们只能等待着残疾或者死亡,所以我们发起了大病医保,我们给孩子们去送保险,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尊严的病有所医。后来我们又看到孩子们上学的路上没有棉衣,没有棉鞋,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暖流计划,去给他们提供这样的物质。最后我们又看到乡村的孩子,尤其是女童,在学校,在成长里面遭遇着性侵害,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女童保护,我们就动员全国的女记者们去关切留守的这些女孩子,然后对她们进行一个帮助。最后我们这是一个乡村儿童的联合体,公益联合体。

除了这个乡村儿童这块儿,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它更多关切的是乡村的环境,一个是中国水安全,我们关切的是水污染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让候鸟飞,我们是保护候鸟。我们保护候鸟免于这种大规模的杀戮,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两个板块往前面走。

我和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同学们,又做了一个新的计划——益农计划。我们试图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工具,去帮助农民去销售他们的农产品。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农民去销售农产品,让他们有稳定的角度的收入。然后可以这些民工在外面打工的这些农民工兄弟,能够有一部分能够回家,能够解决这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所以说在未来呢,我们会有三个板块,一个乡村儿童,一个乡村的环保,还有一块儿是乡村的经济,我们三个板块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去帮助中国的乡村,让这个乡村有尊严的能够自我成长起来。

凤凰读书:目前全国大概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个计划听起来特别庞大、艰难。那这个计划会是终生事业吗?

邓飞:关切中国的乡村,关切中国的乡村孩子,尤其是这6100万的留守儿童,这可能是我,这已经是我的事业,并且它会是我的毕生的事业。

凤凰读书:从2011年4月开始接受善款以来,免费午餐至今一共收集了多少善款?

邓飞:从2011年的4月到今天,算是我们三周年,这三年期间,我们筹集善款超过了9000万,然后我们帮助了360几个学校,每天有八万多孩子能够稳定的获得午餐,我们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我们认为还是让整个的社会能够关切这些孩子的饥饿问题,然后我们也影响了国家的一个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出台。国家现在帮助的是差不多是3000万的孩子能够有营养。今年这三千万的孩子都有午餐了,这是国家的项目做的事情。

凤凰读书:免费午餐还开创了很多公益活动的先河,比如你们认为它是第一个开展信息过程信息披露、而不是单纯的结果信息披露公益项目?

邓飞:对。

因为我们的免费午餐行动是发自于微博,也是来自于微博网友,还有其他互联网网友的推动。互联网对它的信息披露有新的要求。它不满足每年的一个年报,它需要看到我们执行的人,全流程、全过程。那我们也是要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我们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我们让我们整个的项目的流程,全程全部可以让大家看见。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过程的展示,而不只是一个结果的展示。虽然说这种信息的公开披露,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或者是说巨大的压力,但是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说我们的披露越来越好,信息公开的越来越详尽和全面。

拆掉现代慈善的门槛

凤凰读书: 2013年,由伊能静女士还有凤凰网CEO李亚先生,一起联名发起的一个慈善项目叫做“静新图书慈善基金”,这个项目实施的对象也是乡村儿童,它选择第一站正是免费午餐在中国实施最好的地方——湖北恩施。所以可否认为,在随后许多的公益项目中,免费午餐已竖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邓飞:免费午餐,它因为来源于微博,所以它有很多互联网的方法和特点。

比如说我们要求学校开设微博,每天去公开他们的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项目就比较透明公开,也容易被我们的网友可以监督。并且我们倡导的是一个微公益的模式,我们把参与公益的门槛拆掉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里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有智慧出智慧。实在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去转发微博,去评论,去增加人气。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里面来,它实际上也推动了一个人文公益或者是一个全民公益的这么一个时代。

凤凰读书:中国公益界中有人说,免费午餐行动也许是世界慈善史上最成功的范例,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可这么一份巨大的荣誉?

邓飞: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些价值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参与进来,并且去行动起来。其它的评价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的认可,我们很感谢,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清楚,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我们也做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凤凰读书:您对您的同事说过说:从事这类事业,我们能够很轻易的获得赞美和表扬,就像刚刚那位前辈说的。但也必须能忍受住误解和批评。多年来有没有什么哪次批评,让你觉得特别愤怒?

邓飞:我们从免费午餐发起来,我们一直得到巨大的支持和赞美,当然我们同时我们也会遭遇大家的一些质疑、批评或者是责备。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很委屈,我会觉得我们做这么好,为什么大家还不理解,还要骂我们?

但后来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双方面,我们既然这么轻易的去得到这个赞美和表扬的话,我们也会很容易的去招致误解误会。你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或者赞美你,一定还会有很严厉的这么一个观察或者是对我们的审视。

对于我们来讲,认可、赞美、批评、质疑,它其实都是关注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力量。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所以说对于这些批评质疑,我们现在是非常的能够以成熟的心态去理解,能够保持这种淡定。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批评和质疑,去对比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没有,那我们要做好沟通和交流,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要诚实的去承认它,然后我们想尽快的去纠错。

凤凰读书:书里有很多细节,比如说你曾经在路边上看见一碗很香的牛肉面,你拍下来了放在微博上。有些网友对这种行为质疑,说农村的小孩连这个面都吃不上。中国传统思维里对公益文化的理解,更多带有一种牺牲精神,或者是雷锋精神的附加。认为志愿者应该是朴素、甚至艰苦的形象。你和你的团队、同事怎么理解这种道德标准?

邓飞:这是个真实的事情,我们去四川探访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一个饭店,我看到他们当地有一个很好的,很有特点的一个卤肉,确实很诱人,所以说我拍了。我拍了以后就招到网友的批评,网友说为什么你会比孩子们吃得好?孩子们吃三块,为什么你可以吃三块以上的这个食物?

当时我就很气结,我这才发现了我们整个这个公益文化,它是不成熟的,它没有搞清楚一个志愿者或者是一个公益的一个参与者,他应该也是快乐,他应该也是有自己的体面的生活,不能够因为我们去参与公益,我们就放弃我们的生活。参与公益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是两码事,它是要分开的。

我们更加不认可我们为了去帮助他人,我们去做公益,就牺牲我们自己,或牺牲我们自己的家人家庭。我们认为我们现代的公益应该是快乐的,是自愿的,然后是一个多赢的。

凤凰读书:说到现代公益。现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个人去从事公益事业,往往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他的过去会被调查、挖掘,个人被要求不能有任何的缺点。一旦被发现了任何瑕疵,可能面临大量的多方面的批评。你有没有担心遇到这样的调查?

邓飞:在公益界里面,有老师总结出一个现象叫慈善恐怖主义。就是我们一些网友看到谁在做慈善或者做公益,他们热衷去关注他,然后找出他以前的一些过错或者是不好的行为。

站在我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参与到公益慈善的时候,我们就被人家注意,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网友也有权利去了解你,去发现你,我认为这个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参与公益慈善的这样的人,他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样的过错,那是一码事,他现在参与慈善公益,他又是另外一码事,我们要学习区分、恒定得清。现在我们有很多人确实理不清楚,他没有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就觉得以前你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你一辈子就是个坏人,你既然是个坏人,你就不能够参与公益。你参与公益,一定是想又做什么样的坏事,这种思维方法它是混乱的,它是不对的。

作为一个公益志愿者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伙伴,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来参与我们,我们不会去调查他以前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方面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负责和每一个人善良的那一块儿,爱心的那一块儿去打交道,然后我们一起去帮助孩子。我也没有能力要去调查每一个人,你们以前有没有污点,你们以前有没有做过坏事,我也没这个必要。

然后呢我非常的幸运,就是以前我也是名记者,我也没什么不好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没有遭到这样的批评和质疑。但是我也在这里,我也恳求我们的网友能够正确的或者是甚至说是包容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人的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参与公益,我觉得是要分开的,并且还可以鼓励这样的人,更多的来做这个慈善公益。

从公权力的监督者转身为合作者

凤凰读书:在免费午餐实施过程中,你是有和官方慈善机构合作过的,你有过顾虑吗?

邓飞:和官方慈善机构合作,我是较多的。因为我们的八个公益项目是挂在三个国家基金会,以前可能就是说我们对它们不太了解,就形成一个偏见,认为这个国家的官办基金会既官僚、又陈旧又老土,也没有能力,还想捞我们的钱。

但是你跟他们接触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要消除偏激和误解。在国家基金会里面,绝大多数人他们也是想着怎么样去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他们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严格的财务制度,他们的流程规范,很多很多方面还值得我们社会组织,我们的民间公益人士学习。所以说我和三个国家基金会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我也是三个国家基金会的理事,我们相互学习,然后一起成长。

凤凰读书:这两年,官方慈善机构在公众间的信誉一落千丈,尤其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官方慈善机构形象的骤然崩塌,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扰吗?

邓飞:那说到郭美美,我们要诚实的说,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郭美美的财务是来自红会。如果我们没有证据的话,那我们就要保持克制,我们就不能说红会就是个很糟糕的一个机构,贪我们钱的机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公平,当然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国家基金会有这种黑暗行为,那我们拿出证据出来,然后我们去批评他,逼迫他去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也是个公平的事情。

凤凰读书:项目的进展到了后期,你选择跟政府合作。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以前你是他们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站在这个系统对面,现在成为了他们的合作者。这种转变是什么样的感觉?

邓飞:以前我们是名记者,我们的天职是要去监督、批评这样的公权力,政府的公权力。现在我们选择了跟很多地方政府去合作,去共同的解决孩子饥饿的问题。其实变化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怎么讲,我们现在和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这个中间实际上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冲突和摩擦,因为我们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行为的这种方式,还有不同的能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共同的去做一件正义的事情,以及善良的事情,它会把我们调动起来,我们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方面。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这种契约、协议,把大家双方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下来。

然后我们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现在我们在全国也有八九个县,我们一起合作,到现在我们也是进展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良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合作建设,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多赢和进步。

凤凰读书:这算是民间力量的一种推动社会建设的一个有力的作用吗?在很多地方,像免费午餐这种改善民生的行为,并不会被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之内。用干部的话来说:“这对我没有用!”你如何说服这些官员合作?

邓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因为去帮助孩子解决一个午餐的问题,确确实实不是当地官员的主要政绩,或者是说不是主要官员的主要政绩,有些地方还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本来钱就很少,现在要把这个钱拿出来给孩子吃饭,又不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GDP!

我们的程序是这样:选择一些愿意把这些资金投到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县,我们就跟他们合作。我们做的是一个增量,不影响其它方面,我们单纯做的是增量,怎么样对孩子们能够吃午餐,让他们有力气,他们可以去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然后会改善当地的一个教育的水平。

这样的话呢,很多开明的有见识的地方官员,他是很乐意跟我们合作的,然后我们出了这个合同,刚才我说的,这个儿童福利方面,我们还有相应经济方面,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帮助当地,当地的政府去发展经济,我们帮助它去推进他们的山水、风景资源,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销售农产品,这样的话,地方政府能够看到我们的进入是一个全面的帮助,它就更乐意跟我们合作。

让乡村有尊严的自我成长

凤凰读书:所以可否理解成,你并不满足单纯做扶贫项目?认为单纯的经济救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乡村问题,所以你探索一些除了像免费午餐以外的一些供应模式,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益农计划。还有学生家长的小额贷款,这样都能帮助农民拥有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

邓飞: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能够看见我们这股力量的进入,它不仅仅是解决孩子的问题,它还有我们给他带来一股新鲜的一股力量。包括我们更加先进的理念,更多的技术,还有更多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方法。它会让整个的地区从社会到经济到官民关系,全面的一个改善。这个改善可能不会那么快速明显,但是它每一天都在增长,并且能够持续不断。

凤凰读书:你想通过慈善这一个点,慢慢的覆盖到乡村其他方面,比如政府的行政能力、当地的公共服务的氛围,最后可能是把一个现代政府的理念,传授到这个地方去?

邓飞:是的,我们教育部的副部长鲁昕在一次大会上面他说,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也帮助了中国最边缘的这样的基层政府,改变了他们的理念,也提升了他们的治理能力。免费午餐它确确实实是我们进入乡村的一个点,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去做其它其它的项目,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去可以去通过这个点,去发展当地的经济,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面,去改善整个的乡村。但是我们后来这也是个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孩子这个角度进入了乡村,我们取得了当地民众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建立这种信任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其实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齐心协力的在中国的乡村里面实现变革,这是个很愉悦的事情。

政府缺位,民间先补

凤凰读书:你说过把模式做好了之后交给国家。有网友特别反对,认为一旦把免费午餐这样的项目交给国家,它会变成一个一时热闹,很快衰落,然后充满了浪费和腐败的政府行为。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邓飞:我们这个公益力量,其实我非常清楚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去做尝试,去做实践,最后形成一个模型,我们是做样板间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能够动员社会的各界来帮我们想办法,我们还有传播和游说的能力,我不愿意变成一个去帮助政府去做具体事物的人,但是我们是擅长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且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对我们的计划是说,我们做好模型以后,去交给政府给他们参考,这个模型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整个的系统和制度,如果说你按照我们模型来的话,你就可以有效的去减少或者避免贪污浪费,当然你不按照我们的模型来做的话,你就可能贪污浪费。

好,我们的模型摆在这里,政府有两种方法,一,按照我们的模型它自己也可以去做,它也可以避免这个贪污浪费,或者说它很信任这个模型,它就会拿出这个资金购买我们的服务,让我们按照这个模型去做,也可以减少或者是避免贪污浪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凤凰读书:所以国家接管民间慈善,在你看来是一个有利也有弊,只看国家怎么选择的问题是吗?

邓飞:我从来不会认为国家应该要接手我们的民间慈善公益,我更不认为国家接手我们的民间慈善公益以后会持续发展,慈善公益是慈善公益,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那应该他们三个方面是分开的。政府要做什么事情,就好象李克强总理说的,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社会能管好的做好的就交给社会,那政府就做好自己,要管好管住自己应该管的事情。

我们去帮助中国的乡村孩子,这是一个社会慈善或者社会公益行为,我们可以去影响政府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孩子吃饭的问题,饥饿的问题,它其实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孩子挨饿属于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问题,这应该是政府应该履行的政府职责,这应该是政府要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只是因为政府它没有做,它缺位了,我们现在补一下,我们补一下以后,那不能意味着我们就要永远补在这里,我们补在这里以后,等你政府过来把它拿过去。免费午餐应该是政府要拿过去的。

凤凰读书:在接管的过程中,政府会不会因此趁机扩权?在你看来有没有比较好的预防措施呢?

邓飞:免费午餐如果我们的孩子的这样的营养改善的这个工作,应该是要政府来承担,但是政府承担以后,它会不会出现像你说的这种扩权或者征税的这些所谓的弊端,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然后我们这么去想,我们交了很多的税赋,这些国家拿了这些税以后,它要去为我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给孩子们午餐。这块儿工作能不能在它的公共服务里面去,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钱,它是不是为了解决孩子吃饭的问题要向我们征税?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它出现了,我们纳税人可以通过我们法定的渠道向它表达这个意见,并且要公开它支出的信息。有没有出现贪污浪费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向我们再次的去征税,我觉得这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凤凰读书:我觉得刚刚聊的内容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如何在有为和无为之间做到平衡。需要这样一个项目一方面首先提高国家的工作的能力,同时又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邓飞:免费午餐它对国家的贡献,第一我们认为就是让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多的去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去帮助这群孩子,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那第二呢,我们改变了这个公共决策,就让国家的一些财税能够留到乡镇去帮助孩子,那至少被我们的公务员去浪费的这样的资金,它的可能性会减少一点。第三呢,我们帮助了当地的基层政府,提高了改变了理念,提高了他们的治理能力,那第四呢,国家在执行这个营养改善的时候,我们通过不停的去批评它、质疑它、监督它,我们会让这个项目它执行地不错,我们也去帮助了一个政策的执行,使它能够接受民间的、社会的监督,就不会出现太严重的贪腐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国家的这个营养改善的计划出来以后,也没暴露出较大的这么贪腐的这个问题。

畸形的城市化抽空了社会底层

凤凰读书:你这些年的这些计划、公益行为,很吻合当今很多学者在呼吁的:让更多的农村青年回到家乡,进行一些本土实验。但现实依旧还是无数乡村青年,背井离乡去打工,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你对这种反差怎么看?

邓飞:因为我来自于中国的乡村,对中国乡村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中国的乡村的年轻人为什么要离开乡村?你看县城,现在问题严峻到县城里面都没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的城市化的这种发展,它是制度性的去抽空咱们的底层,不仅仅是乡村,也包括了底层、基层的县城。

现在留在中国基层县城里面的年轻人,只有高中的孩子念高中可以去考大学,或者去打工他们就走了。留在县城的还有一群孩子,叫职业技术高中的高中生,我们注意到这个群体,我现在也答应了我们要去几个县的职业高中去做名誉校长,在这个职业高中里面,这孩子得到的技术就是做饭,或者是开车,或者修车,或者是美发,或者是做技工,是这么一些出路,他们有一部分也会留下来,在这个县城里面去营生,但是更多的还会流出去,我要去做名誉校长,我要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一个新的东西,就是移动互联网。

我这两天和淘宝的伙伴进行交流,我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去做一个课程,比如说到职业高中里面去专门讲两三天,安排两三天的课程,他们去讲怎么样使用智能手机,怎么样去使用网络,怎么样利用微博微信还有淘宝网,怎么样给自己开一个淘宝店,去卖什么呢,卖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技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乡村的农产品,还有他们家乡的美景、山水、空气、时差。他们可以去和他们自己的土地和熟悉的这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可以对接起来,具备这种互联网的思想,具备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工具。

我相信这一群乡村青年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这样的行动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但是我们敏锐的能够发现,如果说我们给这些孩子武装了移动互联网的工具和方法,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成果。

凤凰读书:在无数的中国农民,包括免费午餐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城市是一个梦,非常美的梦,你怎么看待这个梦?

邓飞:其实说城市梦想,说到底就城市得到的资源,占有的资源,攫取的资源要远远大于乡村,他们在城市里面有很好的医疗条件,有很好的学校,有非常便利的现代化生活,乡村没有,所以说他会吸引乡村人能够来到城市。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北京,挤在这么非常小的房间,在自己的老家可能有一个楼房,他不愿意回去,就是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我们怎么样来实现一个改变。

我们就需要首先流通起来,城市和乡村能够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以后他的资源配置才会呈现一个较为公平,如果说在我们的乡村里面,我们有好的教育和医疗,有比较便捷的设备,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回去,尤其是这些饱受雾霾折磨的这样年老群体,他们是愿意回去的。只是现在他们回不去,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乡村里面没有土地,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建房子,所以说我们要把城乡给连通起来以后,我们城市里边的人可以回去,乡村的人可以通过,这个教育的方式,可以把他的宅基地,他承包的土地把他的那个房子都可以自由的公平的去交易,当一个农村家庭能够处理好他的家产,他的财产,带着一笔现金,带着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就会更加的美好。

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再到自我赋权

凤凰读书:我们说回到你本人。你现在是公益活动的领头人,又是资深的媒体人,甚至是网络上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你觉得你是个有权力的人吗?

邓飞:如果按照传统的权力理论来说,我跟权力没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我也是一个民间组织的这么一个创造者,如果说站在另外一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具备权力的,因为这个权力就是公信力、影响力,我们动员和组织的能力,这些力量我们是具备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这不是传统的组织来赋予我们的,而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新的媒体,比如说微博、微信,它在我们手里面它就变成了力量,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也实现了一个社会赋予我们的权力,因为社会信任我们,愿意给我们捐款,愿意给我们提供志愿者,愿意给我们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每个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自我赋权,也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权力。

凤凰读书:这种权力在现在这种政府强社会弱的结构下,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能够帮助你去实现你的一些计划。

邓飞:对,我们现在是一个大政府,一个弱社会,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奋斗,去抓住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一样的会得到这种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那我们社会得到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改善这大政府小社会,我们会得到一个较强大的一个公平社会。

凤凰读书:可不可以憧憬,社会上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在新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中被赋予权力的行动者,而这些行动者正是一个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力量。

邓飞:我写这个人物要改变中国,写这本书我是很急切的要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变革者,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个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我们愿意真心实意的去关切社会,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就会得到力量,我们就能够推动变革。

凤凰读书:我觉得您这段话解释了这个副标题——揭示当下中国各阶层涌动的社会变革热情。

邓飞: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背后是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的环境、空气、水、食品,我经常在演讲里面要去引用一组数据,是中国现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人三百多万,每年死于各类癌症病人两百多万,我们实际上很危险,所以说我们看到两会上,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在呼吁,我们看到总理和总书记他们的努力,但是这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好转它是需要政府和人民的这种合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政府章程的,政府也不可能有具备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公民应该要反省,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我们在这个社会问题的中间,我们责任在哪里?我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我们应不应该去变成一个问题的解决者,而不能只是等着政府,等着政府来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或者是我们去抱怨政府,抱怨政府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我们每一个公民要担负自己各自的责任行动起来,参与或者是去参与我们的行动,或者自己也可以去发展各自的行动,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还有企业,我们三环形成合力,一起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么一种可能性,不只是抱怨,我们可以通过新的技术和工具,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合作,就是永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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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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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1978年生,湖南沅江人,毕业于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大学二年级,邓飞在湖南《今日女报》实习,毕业后进入该报,迅速成长为该报最优秀的调查记者,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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