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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慈善的传承创新与转型发展》

2017-09-08 18:15  | 作者:周秋光    |   来源:华声慈善网    | 点击量:
导读

中华慈善的第一次转型:由传统转向近代。中华慈善的转型发展从古至今已经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从1876年“丁戊奇荒”(晚清义赈)发生到民囯时期;第二次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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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的第一次转型:由传统转向近代。

中华慈善的转型发展从古至今已经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从1876年“丁戊奇荒”(晚清义赈)发生到民囯时期;第二次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到如今。

造成中华慈善第一次转型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冲击开始走向没落,使得原以家族慈善为主体、以善会善堂为载体的传统慈善,已经难以为继再有作为;

二是政局动荡、常年战乱,使经济几达崩溃边缘,政府财税收入减少,自顾不暇,已无力承担社会救助的重任;

三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社会灾害频增多发,使得社会救济的任务异常繁重和艰巨。

造成中华慈善第一次转型发展的动因也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西方社会福利观和公益慈善思想观念的启迪和引导;

二是人力资源与物质条件方面的具备;

三是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涌动。

转型首先是从传统慈善观念的更新开始的。这种观念更新充满着五个方面的策略与智慧:

一,传统慈善把做慈善视作积德行善,是一种道德操守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行善也主要以个人行为居多,范围局限在以农业为本的乡土熟人社会,家族慈善是其主体;而近代很多人已不再从单纯道德和同情心的角度去做慈善,而是将做慈善视作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二,慈善救助的范围也不再以家族和自然村落为限,而是在逐步扩大,救助对象更加多元,完全从熟人社区走向了陌生人社区。

三,对于受助对象已无明显的道德评核要求,而是发扬人道精神,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敌方伤员俘虏,也一力救护。

四,近代慈善救助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救人身体,即“输血”式救助;而更注重去救人的灵魂,开展慈善教育,即“造血”式救助,让被救助之人习得谋生技能,最终达到能够自救。

五,不仅仅只是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益,改良社会环境,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

与观念更新转型相适应,传统慈善事业在实务操作实践上也进行了转型。转型突出的标志就是慈善的民间性。

所谓民间性,就是问题与挑战的产物。其具体表现有七:

一是慈善救助的主体已经改变,不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不是政府不想当这个主体,而是自顾不暇,已无力当这个主体了)。

二是民间出现了大批的慈善家群体,改变了传统社会以个体、宗教和家族为主办理慈善的状况。

三是民间慈善组织大量涌现,采行董事会甚至议会制的架构,注重公信力建设,改变了传统慈善那种轮值制状况,并且组织机构已经区分为募捐、实施与协调三类,体现了分工合作,专业化水平已经较高。

四是在善款来源上表现出广泛性,不仅有官款,而且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捐助(如义卖义演彩票等),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

五是在救济方式(教养并重)和手段上(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如电报、电话、报刊、轮船、火车、汽车等)表现出先进性。

六是在救济范围上表现出广阔性(传统慈善救济范围多不出县,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近代慈善不仅出县、出省,而且及于国外)。

七是在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慈善法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颁布了6项涉及慈善的法规,国民政府颁布的慈善法规大约有20项。1929年已颁布了慈善基本法)。

中华慈善的第二次转型:由近代转向当代。

本来中华慈善经过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发展了70余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应当进行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慈善转向当代慈善。

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慈善一度遭到否定,于是慈善文化断层,发展受到阻碍,这次转型被延缓下来达30年之久。直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经过从1981年到1994年14年的中华慈善的全面复兴,此后又经过14年的发展历程,到了2008年,以这一年所出现的“全民慈善”为标志,中国慈善才开始由近代向当代(第二次)转型。

这次(第二次)转型的动因主要是来自2008年的“全民慈善”与“全民问责”。这年汶川地震发生,囯内捐赠总量达到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而且这年国内个人捐赠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企业,占捐款总额的54%。同时这年全囯各类基金会已有1597个,比2004年增长了4倍。由于几乎人人捐款献物,自然会关注款物用到哪里去了。偏偏这时媒体曝出一个“郭美美事件”,一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向风口浪尖。加之还有其他各种慈善问题和现象发生(如陈光标高调行善、“巴比”慈善晚宴、壹基金落户深圳、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基金会事件以及各地的“慈善风暴”等等),吸引人们的眼球。于是慈善一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亦备受人们的拷问。渐渐地,“全民慈善”变成了“全民问责”。

正是因为“全民慈善”变成了“全民问责”,从而才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和范围推动当代慈善快速转型发展的进程与步伐。因为“全民问责”实际上是对官办慈善所暴露出来的某些弊端,通过传媒进行抨击和质疑。这就给政府管理部门和慈善组织机构,造成了巨大压力。于是在2008年以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政府部门和慈善界无论是官办还是民营(公募与私募),对于诸多的问题和现象,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改进以及创造性地回应。这种反省、改进和回应,不能说不是策略和智慧;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和挑战,。

我梳理概括从2011年到2016年这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回应之事和创新之举,官方和民间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首先是官方,包括党中央、全国人大、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在重大决定、法律法规和政策上共有13项创新突破的举措。

一是党中央(1项):在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

二是全国人大(1项):在2016年3月16日颁布了由习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这部慈善法的颁布和实施,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囯务院(3项):

(1)2013年2月颁布了批转发改委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对于企业捐赠税前扣除有新规定,允许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12%的基础上,超出部分可以结转扣除。

(2)2014年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落实和完善公益性捐赠减免税政策等发展慈善事业的措施,提出要汇聚更多爱心扶贫济困;这天发布的18届4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2014年11月24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1号)。首次提出探索捐赠知识产权收益、技术、股权、有价证券等新型捐赠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这是在慈善法没有出来之前所颁布的政府法规。

四是民政部(4项):

(1)2011年1月允许深圳民政局先行先试,让壹基金在2011年1月变身落户深圳,经过二年多的发展,壹基金不仅私募可以公募;而且在雅安地震发生之后,竟创造了募集资金达到2.45亿元,超过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只有1.55亿元的记录。

(2)2012年正式启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建立慈善人才培养体系。

(3)2013年12月24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基本公共服务,下发《关于推广使用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的通知》,要求在全国加快开展慈善信息化建设。

(4)2014年印发《中囯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2013-2020)》。

五是地方政府(4项):在慈善法出台前,也采取地方立法的形式出台了相关的慈善捐赠条例:

(1) 2010年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2)2010年的《湖南省募捐条例》。

(3)2011年的《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4)2012年的《长沙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其次是民间,社会慈善界的积极发力以及在活动与形式上的自主创新突破也有5个方面:

一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从2004年成立,在2011年的6月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已达1143家。并且家族基家会在非公募中己成为发展的趋势并占有重要的份量。(截至2016年5月10日,基金会总数达4931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551家,非公募基金会3380家)。

二是2011年5月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抽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约占集团总股本的14.98%)、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创造了两个第一两个唯一:一家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侨办四个国家部委派出在职司局领部干部担任理事、干事的非公募基金会;一家经由国务院审批、以金融资产(股票)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

三是2011年这一年出现了依托现代网络传播技术(微博、微信)所产生的微公益,开创了“人人可慈善”的新时代。微公益的品牌项目已有:“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爱心衣橱”、“大爱清尘”、“顺风车”、“老兵回家”、“衣加衣”、“多背一公斤”等。

四是2013年4月,由王健林、牛根生、黄如论、杨澜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慈善领域联合性、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慈善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其宗旨是联合慈善力量,沟通社会各方,促进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发展。

五是2014年8月从美囯传入中囯的“冰桶慈善”通过微信、微慱等新媒体的传播,在短短一周阅读人士达45亿,捐款达800多万元。

如上这些从官方到民间的创造性的回应和创新突破,都毫无疑问地已经成为助推中国慈善第二次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2008年开始到如今,可以说中华慈善还正处在第二次转型发展当中。虽然今年《慈善法》已经颁布实施,还不能说现在就已经转型成功了。中国当代慈善在法制的轨道中运营,还依然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需要策略和智慧,依法行善仼重道远。

我以为目前助推中华慈善第二次转型成功,政府部门和慈善组织所要做足的功课就是要在如下五个方面持续着力且始终不渝:

(一)传承中国慈善的优良传统(主要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传承政府在慈善发展中的责任担当;传承慈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传承“教养并重”的救济方式)。

(二)创新当代慈善发展的理念(主要是创新当代慈善思想发展的理念;创新尊重捐赠者个人或团体自愿自主的理念;创新追求当代慈善纯粹性的理念;创新增进现代慈善的专业性理念;创新明晰当代慈善主体权责的理念)。

(三)完善当代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完善当代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完善推广慈善组织董事会管理体制;完善引入慈善资本主义理念指导慈善组织运行;完善塑造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机制)。

(四)加强当代慈善文化的建设(主要是加强优化慈善文化建设的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环境;加强培育现代公民慈善意识;加强拓宽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

(五)理顺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主要是政府要从官办慈善的位置上退下来,仅行使管理慈善的职责;要明晰和划清慈善与社会保障的界限)。

此外,第二次转型成功还应当确立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可行的路径选择与正确合理的定位,因此我这里又特别强调三点:

一是中国当代慈善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慈善与公益(福利)同步发展;

二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路径选择应当是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之路;

三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应当是“民办”与“官助”。

我以为如果真正完全做到了上述,中华慈善的第二次转型:由近代转向当代,也就水到渠成了。


【责任编辑: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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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 1954年8月生,男,汉族,湖南耒阳人。湖南省政协原常委、长沙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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