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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李建华 刘刚: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2018-01-28 09:20  | 作者:李建华 刘刚    |   来源: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一期    | 点击量:
导读

道德适应意味着道德主体离开熟悉的空间环境,去寻求与他者世界的融合。我们所谈及的道德适应是放置在转型社会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进行审视的。转型社会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与流动……

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一期

道德适应意味着道德主体离开熟悉的空间环境,去寻求与他者世界的融合。我们所谈及的道德适应是放置在转型社会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进行审视的。转型社会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它总是不断推动着道德主体在异质、多元的空间进行身份转换与对话。要深刻解读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可能远不止需要一种更新了的笛卡尔式沉思。借用韦伯的话语来描述,道德适应的逻辑解读要包含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明确回应性,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道德适应使人们的交往变得愈发频繁与复杂,人们对道德生活的追求也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均衡。对道德适应行为的逻辑解构必须在两者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张力,避免任何一方在道德的理性世界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当然,我们对道德适应衍化逻辑的思考不是一种对理性的盲目推崇,因为理性在这里所代表的不是通向真理世界的唯一选项,而是一种被允诺的亲近。


一、道德适应的逻辑起点:道德需求与价值认同


道德适应的逻辑起点是人的道德需求与价值认同。一方面,从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我们有了道德需求;另一方面,从人的客体性为出发点我们需要一种价值认同。两者构成了道德适应理论的意向性基础。按此理解,在道德适应过程中,每个人都在不断的产生道德需求和寻求价值认同,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就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人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在道德适应的自我世界中,道德需求是最先得以考虑的。自我对于道德的需求是一种先天的自然存在。在康德看来,道德理应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存在。道德之所以对道德适应主体来说是必需品,不会归因于它所导致的某种后果,也不会由于它迎合了某种目的;我们认为它是值得拥有的,仅仅是因为它的“天性”,换句话说,它本身就是“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曾指出:“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1]7可见,道德对于道德适应的自我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自我走向幸福的起点。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具备道德上可接受的品格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展示这样一种品格和遵守心中的道德法则则更有助于我们获得幸福。

自我对于道德的需求是对道德生活的现实反映。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多元的道德主体决定了多元的道德需求,而多元的道德需求根源于多元的道德境遇。道德适应对自我的改造更多的体现在对道德需求的伦理审视,实际上是理性化对自我的思想自由带来最根本性的改变。“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2]269。因为这“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3]82。自我的生存标尺反映了一种道德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道德需求的价值选择。同时,“一切时代任何高尚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4]9。对道德的需求理性化和呈现世俗化一度成为转型社会道德适应的特别标签。道德适应的关键就在于依据自我的生存标尺和和普遍的道德共识,在理性的道德原则框定下,最大程度地满足自我的某些道德需求。而这些道德需求无非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观回应,又以道德主体的行动投射于道德生活之中。

在道德适应的他者世界中,人们通常把价值认同奉为圭臬。在他者世界中自我能否被理性的接受,通常取决于价值认同的普及度以及能否在广泛意义上达成一致的道德标准。在道德适应的场域中,一种价值观念是否影响到把自我从原有的道德体系中“异化出来”,往往依赖于他者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价值认同对于道德适应主体的重要性绝不止于解释道德行动在他者世界中的异化,更是要在道德适应的实际过程中去影响和约束道德主体,在一致的道德框架内去实现某种隐含的道德义务。价值认同在道德适应的过程中最终要实现道德认同,价值认同意味着德性在自我心中的重要性,它意向于促进自我去实现其道德意愿。而这样的道德意愿在道德适应行动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他性,一种以自觉为前提的道德承诺。应该注意的是,价值认同现象镶嵌在他者世界的情景关联之中,因此对价值认同的关注应该以对其情景关联为前置条件。这种关注不仅要通过对他者世界的详尽描述,而且也要通过道德适应主体的直观感受来得以实现。

他者世界天然与多元化联系在一起,而多元化如果与价值认同相脱离,道德适应的践履就是一种现代意义的乌托邦。道德适应只有当道德主体把价值认同奉为圭臬,来探讨他者世界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才具有约束意义。在多元文化的场景转换中,道德适应主体需要摒弃“意识哲学”的范式,转而寻求哈贝马斯所提及的“交往理性哲学”范式,以此作为道德适应主体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克服现代性难题的立足点。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与他者世界的接触,对话不同理性的他者,寻找和架构某个特定空间语境中的同一性,为现代性的意义存在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基础。道德主体在他者世界中多大程度上被认同,依赖于人们在认识意义上如何规定人与世界的关系。道德适应主体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理性行动者,习惯性的把这种关系复刻到一种更具实践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行动范式之中,使得人的主体意识成为这一关系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当价值认同升华到一种反思性的理念层次时,道德适应的践行也需要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来理性的审视自我的道德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道德适应的主体如若要在他者世界中被完全接受,必然束缚于某些理性的规制。倘若我们相信价值认同最终导致人的道德平等,那么我们必须在基于偏爱的价值选择中来协调人的道德平等,以实现价值认同与价值多元的和谐共存。


二、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


逻辑可能是“可能世界”在逻辑学范畴内的有效应用。在复杂的多元文化接触中,道德主体能够对一些事情进行清晰的认知和确定,当然也会存在一些人们所无法认定的事情,显现于道德适应中,并为道德思维的假设提供了实证的逻辑可能。我们认为,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主要是从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两方面加以展开。

(一)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

具体的道德行为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场域,拥有符合道德规范和普遍规定的形态。具体来说,道德适应的形式主要细分为道德传播与道德涵化。

道德传播是道德适应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单向度扩张形态。道德传播是在人际沟通、共同行为、大众媒介等方式中,以无结构、非制度为特征而实现的道德影响[5]。道德传播意味着“共同行为”在特定的“道德场”中实现道德影响。在道德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符号和意义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渗透。可以说,道德传播是道德适应的强势方进行的主观游戏,在道德适应过程中渗透着无形的权力,蕴藏着察觉不到的强迫,决定了整个道德适应的进程。当然,道德传播发生的前提是道德适应双方在道德语境中达成一致的符合体系和意义建构,从这一点来看,道德适应的效果从本质上看是彼此间如何进行符号的编码与解码,意义的建构与解读的活动。譬如说,我国的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勤、俭、廉、正、中庸之道、忠孝之道等对日本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道德传播接受者的日本文化,日本孝德朝代就对《孝经》十分推崇,并以行政命令要求民众诵读,由此可知,在对待道德传播的态度上,日本的当局者是相对开明与理性的,也正是接受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道德理念,日本特色的道德传统才得以确立。

道德涵化是道德适应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双向适应形态。道德涵化是道德主体依据自身情况有选择的接受道德客体的某些特质,从而使得道德文化观念趋于一致的过程。在道德适应过程中,道德适应双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风俗、习惯、信仰不再打上亘古不变的尘封烙印,需要不断的选择和更新,并由此引发旧有道德观念的再解释和新的道德行为的再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涵化过程中,即使是再弱势的文化也会对强势文化产生回应与影响,尽管这种对他者的影响与其自身改变是相当不对称的。美国道德文化与美洲印第安人道德文化的彼此渗透便是很好的例证。同时,道德的涵化过程只有在自我道德视野中找到宜于嫁接之处,才会让道德适应变得和谐。就其本质而言,西方的伦理道德与我国传统道德思想有着较大分歧,道德涵化在农业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有些学者们深谙我国道德语境的意会性与模糊性特质,通过“术数”、“礼乐教化”等道家或儒学概念来附会西方的道德理念,这些外来的伦理因子植入包装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致国人很少在意它的起源,道德涵化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二)道德适应的实质规定

道德适应的实质内容一方面体现为价值,以价值的关注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体现为以人为目的。

第一,道德适应以价值的关注为基本出发点。舍勒就特别强调,价值不同于康德主张的“义务的优先”,他认为“凡是有价值(善)的,便是应当实现的应当做的”[6]210 ̄211。在道德适应中,价值直接反映着道德主体的需要和追求,并且因为主体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有着深刻的属人特性。当然,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随着道德主体的发展而变化。客观地说,在道德适应的实践基础上,我们无需在价值的多元化与主体的异质性之间做出抉择,因为道德适应的价值选择是这样一种经验循环,它使得道德适应的行为取向不是在于事物,而是基于价值本身。

第二,道德适应把以人为目的作为实质根据。道德适应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始终与人自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直接的抑或是间接的,道德适应领域中价值的本质追求,便是以人为目的。康德就将人是目的规定为道德的普遍法则和绝对命令。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仁者爱人”作为道德适应中人伦关系的理念,并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以此作为基础的伦理系统则相应地表现为一种“爱人”的实质体系。以人为目的,其首要的设定首先在于将人理解为具体的存在。作为道德适应行为的具体履行者,人自身受到道德体系各方面的律令约束,唯有确认人的具体性存在,才能为道德理想的实现提供一种可靠的基础。理学家以“存天理,灭人欲”来约束人,对人的绝对理性的信奉将人描述成抽象的存在,其结果是“人们不会在天理的纯粹形式与道德适应主体相悖的现实形态中实现道德”。换而言之,当以人为目的这种价值命题无法真正落实时,在一种实质规定的范围内就不会获得其意义。同时,道德适应的形态源于一种被嵌入的起源,当这种起源本身是不合人性时,道德适应的践履就是一种别样的空中楼阁。


三、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融合方式与分离边界


逻辑衍化是指逻辑认知上事情的一般变化与发展的最终态势。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以融合和分离的状态显现,最终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

(一)道德认同是道德适应的衍化基础

“道德认同是围绕着一系列道德品质组织起来的自我构想”[7]。道德认同是道德适应是否得以进行的价值依据,是道德适应逻辑衍化的首要环节。道德主体在道德适应中确认着自我的道德边界和状态,每一次他者道德观念的出现都会对自我世界中所建构的道德图式产生触动,自我的道德结构得以不断更新。当道德适应的过程中确定了道德主体所认同的界限和状态时,道德认同成为一种包容他性的“生活流动”和理论意义上的“永恒”。道德主体根据自我道德图式来考量是否在道德实践中接受他者世界的伦理元素,一是对道德适应中所谓道德价值的正确性的应然判断;二是对道德适应情境的责任认同。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道德认同在道德适应中不是一个断点,它循环往复的在同一性的重构与他性道德之间扮演者中间站的角色。对道德适应的进程而言,是以道德认同是否达成为前提的,道德认同在很大意义上让自我道德图式添加了新的道德元素,对于道德适应的顺利进行具有开放性意义,尽管对于他者文化的道德认同并不意味着道德适应双方的总体性之间会实现完全的一致。其重要性在于,道德认同无时无刻不在重塑自我,并让道德适应双方能够换位思考,重新勾勒着道德世界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

我们所处的转型社会让道德适应成为一种常态,新旧道德背景的快速转换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某种程度的道德失范。道德失范在肯定意义上预设着对自我世界的偏执时,在否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他者世界的所有道德元素与自我道德意识之间的相对绝缘。只有让道德认同真实的存在于道德适应时,道德失范才会得到管控,它取决于道德主体对他者世界的适应程度和融合状态。在道德适应进程中,通过构建一种让道德适应双方所认同的社会道德价值,形成一种共有的道德框架,发挥社会主流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这样的道德认同既有助于道德对社会的规范性控制,也有助于促进道德适应的良序进行。

(二)道德学习是道德适应的重要路径

道德学习是在道德认同的框架基础上的逻辑演进。道德学习是一种接受他者世界道德元素的有效途径,通过感知、获得、解构等方式,最终重塑道德观念的价值性学习。在道德适应中,当道德学习成为道德主体的行为方向时,道德观念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道德学习的阻碍,反而成了道德学习的内在动力。道德学习一方面促进了道德主体向他者世界了解的热情,进而有利于找到为自我所用的道德元素;一方面试图解释对道德主体确定性行为的质疑。同时,在价值多元化和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道德学习过程中要处理并维护好道德适应双方的关系。道德学习主体应基于自我道德图式基础上对他者世界的道德元素进行有益而恰当的吸收和改进。同时在道德适应的宏大视野中,道德学习也涉及到对传统道德与现代伦理思想的解读。传统道德是对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人伦传统的历史沉淀;现代伦理思想对我国现行价值观的直观反映。如若对于传统道德思想和现代伦理思想的价值选择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道德学习就不会迷失它本来的方向,否则其中任何一个的道德辐射将会边缘化到无需考虑的地带。

具体来看,作为道德适应的重要路径,道德学习又可划分为三种方式。第一,获得性学习。麦金太尔曾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8]241。道德适应中的获得性学习意味着道德主体将道德适应客体的优良道德元素加以吸收,进而间接性的获得道德经验,是一种被动的道德学习行为。第二,体验性学习。道德主体在道德适应的特定情境中对道德客体所信奉道德价值的真实体验,是一种自发的道德学习行为。第三,建构性学习。道德主体在道德适应的践履中自主建构伦理价值。这种道德学习方式以建构主义理念为指导,其启发意义在于相较于前两种学习方法而言,其理论的深度得以延伸,思维的高度得以提高。然而,从道德适应的现实来看,道德学习方式的单一进行往往是不存在的,真实的道德世界通常是多种学习方法的齐头并进。

(三)道德实践是道德适应的融合过程道德实践是检验道德学习效果的试金石,是道德适应融合过程的真实体现

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实践性作为人的行为的独特向度加以考量。实践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道德适应本质上具有实践性,它以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分殊为逻辑前提,体现了一种特定的人伦关系。我们所讨论的道德适应既是道德共识在道德适应中的实现,也是道德主体德性彰显的实践。两者的实现过程也是道德适应的融合过程。

其一,道德实践预示着道德共识在道德适应中的达成。道德共识可以说是道德适应双方在最广泛意义上达成一致。在道德适应过程中,不论自我与他者存在多大的道德分歧,首先必须承认也必然普遍认同的是,道德实践应该在道德共识的框架下进行,而道德共识在逻辑上必然牵连着道德主体这一特定存在。没有以道德主体出现的存在关联项是不可设想的。道德主体的这一存在特性,使得道德实践把某些认知转换为道德共识,因为这种认知本身预示着道德共识的可能,是道德实践可达到的。

其二,道德实践冀望着德性彰显在道德适应中的实现。康德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境界。“人的道德性在其最高阶段上毕竟不比德性多任何东西。”[9]369德性彰显意味着道德适应双方内在品格的担当。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都有一种“让自我和他者达到最大的善”的道德担当。德性是一种价值在道德实践中的“应当”指向,道德主体将这一道德担当实践于自我之中,构成关于自我的“所是”规范,抑或是超越自我的“普遍之是”。可以说,德性彰显为道德适应的“应当”指向提供了理性依据。我们所认同的“应当”,既有对道德适应过程中道德共识的肯定,也有对道德主体德性的要求,它鼓励了这么一种倾向,即提倡道德主体应有一种“人之为人”的品格担当。

(四)道德内化是道德适应的完美升华

道德内化是道德主体基于道德认同,经过道德学习,并接受道德实践的教化,将他者道德意识逐步转化为自我道德意识的过程,是道德适应的完美升华。

其一,他者的优秀道德元素内化为自我的道德理性。道德内化要求首先追问关于他者道德的可能知识体系的适应原则。然而,这一适应原则却不能从道德实践中直接获得。因为,在道德适应语境中呈现的道德原则相对于道德主体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具有特殊性,而在逻辑上说特殊内容推导不出普遍真理。所以,道德适应只能从适当的普遍原则出发,去他者道德世界中寻找符合自我道德的有益元素。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道德内化过程,他者的道德元素就会完全外在于自我世界之中。这实际上是对道德内化的现实要求,把一种可能的道德现象转化为一种恰当的道德迁移,这种迁移的实质是实现道德适应的完美升华。

其二,自我的道德理性逐步沉淀为自我的道德情感。在道德适应场域中,道德内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我的主体性,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者道德元素的自我迁移不过是表示主体性的一种外向投射,而不是给道德适应指明一条捷径。道德主体最终需要把他者道德元素内化为道德情感,而自然的情感天然具有非理性与盲目性,我们需要实现道德理性对道德情感的制约和支配。这种制约并没有否认他者道德元素的有益性,其结果是把道德主体间的异质性归结到道德适应的复杂性层次。所以,我们要在清醒认知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下,以道德理性为基础将道德情感建立起来。




李建华,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哲学)评议组员,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伦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著述丰富,目前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名誉主任、民间智库——“湖湘伦理学研究院”发起人之一。



【责任编辑: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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