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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李建华: 新时代的伦理学使命

2018-02-13 16:38  | 作者:李建华    |   来源:摘自《中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一期    | 点击量:
导读

新时代的伦理要求与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生活的多彩画面,同时也暗含了某种伦理的基础性危机,这就迫使中国伦理学要做出选择、展现姿态……

          新时代的伦理学使命

新时代的伦理要求与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生活的多彩画面,同时也暗含了某种伦理的基础性危机,这就迫使中国伦理学要做出选择、展现姿态、承担使命。

第一、要有适应社会全面整体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升的历史关键期,此所谓“关键”的背后是社会的整体大转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到“四个全面”的整体战略推进,再到“四信自信”的全面展开,标志着我们虽时有感触但未曾从理论层面高度关注的社会全面转型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它迫使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诸领域要全面创新理念和方法,形成适应社会全面整体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大思路,以此来适应由单一经济社会转型向社会全面转型所发生的深刻而往往鲜为人知的变化。这种复合型伦理大思路的特点就在于超越个体、超越单一性,进而在复杂中求明晰,在不确定中求选择,在选择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脱变,建立基于“人类”思维的共同体伦理,从而避免伦理道德的区隔化、碎片化

一般而论,社会转型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性社会转型,即由单一性社会因素转型而带动的社会转型;一种是社会各因素的整体全面转型。我国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的单一性方式。在单一性经济社会转型模式中,伦理道德话语也总是围绕着经济要素而构建,我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总是向市场经济倾斜,不但肯定个人价值、肯定经济利益,而且把经济价值的实现作为道德评价的主要尺度。正因如此,一种被极大简化的功利主义道德开始出现并蔓延。从单一社会转型的现实来看,偏重某一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无法有效统领全面的社会建设的,只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狭隘与偏差,甚至带来道德内在价值的强烈冲突,如使好人得不到好报成为常态。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要素的协调发展期。在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等诸领域的价值目标都应受到同等尊重和认同,没有任何价值目标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排斥其他价值。当然,我们承认社会各域的价值诉求的同等重要并不是要否认价值共识,,相反,对于社会生活而言,价值共识是不可或缺的,唯如此,我们才能期待超越个人差别形成一致的伦理行动。问题在于,促成社会合作的价值目标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要能够兼容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复杂性伦理思维和统合性伦理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复合型的价值目标体系并由此构建适应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如果说单一经济社会转型以经济理性为基础,那么社会全面转型则需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与经济理性关于人性的自利假设不同,公共理性从公民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前者是对人性的简化,把人性中与市场机制相符的部分单独提取出来,作为市场运行的逻辑原点;后者则是对人性的丰富,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社会情景中认识定位自我角色、认识自己所担负的道德责任。公共理性本身具有“共同意识”的意义,在它的牵引下,人们才能本着对于社会“善”的追求、通过重叠共识达成基本的、一致性的伦理认同,借以消除因个人差异所形成的道德张力,使公共伦理生活成为可能。正如罗尔斯所言,“公共理性总是允许人们对特殊问题提出多重合理的答案”。这将为我们综合地、均衡地考虑社会诸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提供理性支持。

第二、要建立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干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这对于当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非常好的辩护作用和规范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由单一的经济转型向社会的全面转型,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参照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但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还要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要求;不但要继承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革命道德的传统,还要承续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道德传统;不但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要充分吸纳西方现代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因此,如何在新时代完善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选择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参照,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单一参照;二是理顺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关系;三是建立好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四是连接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有效的整体,而非断裂的零散体,在此,我仅就第三个工作谈点认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开放,不断完善的系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对整个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现提供一个不太成熟的思路,仅作参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初步构想是:以“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以“发展、公正、共享、和谐”为核心伦理理念;以经济伦理建设、政治伦理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社会伦理建设、生态伦理建设为基本领域;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个人基本道德规范;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基本道德建设要求。这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宏大构想,还需要另文仔细展开论证,这时只简要说明几点。一是为什么要增加人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集体主义是唯一的原则,它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强调社会利益本位,这有利于人们超越私人利益的计较,关心他人和社会、并积极为社会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但它无法周全所有伦理关系,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道主义是以个人权利为基调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集体主义的有益补充,满足核心价值观的人本需要。人道主义是人们对抗宗教权力和王权的产物,旨在恢复人的独立自主,肯定世俗世界的价值。人道主义不但要保护人们的合法权利,更要求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处理社会关系、考虑社会问题。将“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并立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原则有利于我们在道德情景中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认识两者的界限,有效避免相互的矛盾和冲突、以增量方式促进两者的协调统一。二是为什么要增加“五大伦理建设”。新时代是“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可以说“五位一体”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我们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不能漠然置之,相反必须正面解决五大发展的伦理基础、伦理规范及其相互协同的问题,没有五大伦理建设,就没有体现新时代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会在社会重大战略上出现“伦理缺位”,伦理学就没有用武之地。三是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要求取代原有的“五爱”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规范”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果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统领作用,要统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观要求,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取代“五爱规范”是稳妥的、可行的。

第三、要鼓足以构筑中国伦理精神为指引的道德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的精神生活,新的精神精神生活需要有伦理精神价值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精神生活一方面深刻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同时精神生活也会汇聚巨大的精神能量去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我们只有清晰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倡导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新主张,开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生活指引,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梦。那么,我们的伦理学就是要构筑好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指引,从而障显中国道德力量。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具有典型的内生性特质和鲜明的时代色彩,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血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反对简单复古,反对全盘否定,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亲切感、感召力与凝聚力的实现;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古往今来显现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标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代最强音;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中国梦”实现的精神力量支持。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创新是我国人民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协同社会价值观,实现个体价值塑造的重要载体。二是如何障显好中国道德力量。中国道德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力量、为世界担当的力量,这些都源于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全面自信的力量,是一种精神上的自信力。道路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中国共产党对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制度自信力量来自中国特色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的成功;理论自信的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文化的力量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统一而形成的文化先进性。四者有机联系形成中国的整体自信。所以,我们要增加中国伦理学自信,主动关注道德生活,大力扬善抑恶,主动发声,主动介入,要有作为,要有大作为,真正使伦理学成为新时代之显学。

第四、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我国现有的伦理学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释道德现象的  一种理论体系,为我国的伦理学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伦理未实现现代转型以及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原有伦理学表现出时代的滞后性、没有体现中国特色、缺乏中国态度,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迫在眉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具有中国特色、问题导向和中国经验的当代伦理学新范式,它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当代延续,更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中国化,而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的理论命题。我国现有伦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由于未能完成传统伦理现代转型以及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该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这种滞后性主要表现是,现有伦理学理论建设依然未能完全实现传统伦理的转型、继承和创新,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先天不足”。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过程中我们热衷于套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重视不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火候不足”,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一方面,囿于前苏联模式的伦理学框架而不加批判的搬用,导致中国伦理学呈现出知识内容和研究范式上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深层反思与检验,我们对伦理学的认知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从而“误读”或窄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要义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充分吸收人类道德文明成果、建设富有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导向。与以往从建立在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伦理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伦理学不应简单套用任何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式,而是返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在正确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权以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为基本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需要保持开放的学术话语,广泛吸收、借鉴传统与西方伦理体系的营养,使自己站在世界伦理学发展潮流的前沿。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都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图式,反映出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环境下的道德镜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研究经验,以之为参照可以更为完整地把握人类道德生活脉络和规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传承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话语表达也一定要是“中国的”,从基本理论到原则规范都要是讲“中国话”,中国传统伦理的言说方式和现代中国的道德生活语言,都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语言,都应该能回应中国道德实践,能提升中国道德建设经验,能讲好中国道德故事,唱响中国道德“好声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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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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