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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

2018-05-08 11:31  | 作者:陈越光    |   来源:    | 点击量:
导读

纵观汤一介先生一生所为:一是以在北大哲学系带研究生为主线的教学生涯;二是以写作《郭象与魏晋玄学》、主编《儒藏》(精华编)为代表的学术著述与编撰;三是以创办中国文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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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汤一介先生一生所为:一是以在北大哲学系带研究生为主线的教学生涯;二是以写作《郭象与魏晋玄学》、主编《儒藏》(精华编)为代表的学术著述与编撰;三是以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社会事业。

  以“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这样一个视角来谈汤先生,需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从汤先生出发,来看中国文化书院在他人生中的位置;二是从中国文化书院出发,来看汤先生在文化书院历史中的位置。

  我们先从汤先生人生的角度,来看文化书院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位置和影响。

  第一是“认定”。汤先生自己怎么认定他创办和主持文化书院这件事?1980年代以来,汤一介先生的社会兼职众多,先后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什刹海书院院长等众多学术文化机构职务。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只是他众多兼职之一吗?晚年回顾时他说“我先后做过不少民间学术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但只有中国文化书院是我全心全意为它尽力的,这是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汤先生心目中对文化书院在他人生中的位置认定。而外部认定和他的自我认定是一致的,一本《汤一介学记》中约三分之二的追忆文章都特别提到汤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与汤一介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第二看“付出”。汤先生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说到他的学术研究是在八十年代才真正走上正轨的,如从八十年代算起,在汤先生的学者生涯黄金时间中,为中国文化书院是付出时间最多,承受的风险和委屈也最多。时间上,当了20年院长;风险上,1990年初至1993年10月间文化书院未获注册登记,实际处在“非法”状态;承受的委屈举一列即可说明,九十年代书院财政困难时汤先生不得不出面“化缘”,书院曾经邀请并接待一个号称“世界儒学研究促进会”的访京团,某会长信誓旦旦地当众宣布要每年捐10万元给中国文化书院“请汤院长笑纳”,但不到24小时就食言了。汤先生也就不得不收回给他的聘书并一一致函当时在场者,说明此事。为此等事,本非汤公所擅,然身在其位,事不避难,汤先生都一一承担。

  第三论“影响”,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经历对汤一介先生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是这使汤先生完成人生事功的一面,使他不仅仅自限在书房和讲台,而是立足于大时代击搏进取大潮流的大平台;其次,此举奠定了汤先生从北大名教授到学界领袖的基础;第三,这段经历,尤其书院和国际学术界的积极互动,促使了汤一介先生在九十年代中期支持和参与建立乐黛云先生的跨文化研究院,并在九十年代末提出一系列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思考,从而为跨文化学在中国创立奠定了基础。

  “汤一介的文化书院”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别名。我们从中国文化书院的角度看,汤一介先生在其中又具有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从汤一介在文化书院的角色和作用看,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院长,在八十年代,汤一介先生对外是文化书院的代表,对内是中枢之轴,无论是代表文化书院和国家教委、北京大学有关领导进行会商、交涉,还是书院名称的拟定都是汤先生直接进行的。在1985年至1989年的书院发展并达到全盛阶段,汤一介先生作为书院院长,对外是书院的代表人,是书院活动的主持人;对内是书院老中青三代学者承上启下的中枢环节,是决策机构院务委员会指导执行机构行政工作班子的代表。在1988秋至1989年底,书院面临内部争执以致分裂的动荡阶段,汤一介先生是院务委员会和多数导师的代表,是稳定书院的决定性人物。在九十年代,汤一介先生是文化书院人、财、物、事一统的决策者、指挥者。在二十一世纪,汤先生是文化书院的精神领袖,即使不再担任院长的最后十几年里,据《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1984-2014》他依然是出席活动最多的书院代表者,也依然是书院重大决策的灵魂人物。

  第二,汤一介对中国文化书院产生了什么样的特殊影响呢?中国文书院在八十年代举起中国文化的大旗,体现出一条面向未来的传统主义思想路线,这当然是汤先生所力行的,但并不能说这属于汤一介个人加之于文化书院的影响,“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和庞朴等诸公都是这样。汤先生对文化书院最大最独特的影响,是他的开放与融合的风格,不拘观点,不拘学派,不拘学科,甚至不拘泥于是否限于学术界。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得上他,甚至此风格一时不被理解。但也正是这一点,开出了此后跨文化研究的新学术之路。

  第三,汤先生留在今日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遗产是什么?今日的中国文化书院,研究性项目都由个人进行,不从精神传承的角度,而从事业传承来看,除了主办学术会议和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汤用彤学术讲座”“蔡元培学术讲座”外,有两条线是汤先生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脉相承至今日的。一是面向社会、面向基层的文化普及事业,从八十年代文化热开启的书院“办班”,到本世纪初的“京大培训学校”,再到目前书院支持的三智道商国学院。二是从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最早打出“中国学”的旗号,创刊《中国学导刊》,到九十年代中建立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到目前参与主办《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建跨文化学的学术基地。这两条事业线是汤一介留给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业遗产。

  我在八十年代后期认识汤一介先生,又有幸在九十年代被汤先生吸纳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团队,要谈“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自然有许多个人的记忆,但在这里,只提出一个论述的框架,以供思考。

  当人们颂扬杜润生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时,杜老说“我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而已”。符号者,标志也,中国文化书院的符号无疑是汤一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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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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