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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周秋光,慈善理论的创新者

2018-06-27 16:56  | 作者:彭文杰 熊松林    |   来源:华声在线    | 点击量:
导读

【导语】周秋光,从1974年进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围绕着这所学校、这个圈子不停地旋转。他的主要事迹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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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周秋光,从1974年进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围绕着这所学校、这个圈子不停地旋转。他的主要事迹和成就,理所当然就是教书育人搞学术,国家二级教授、博导、国家重点学科学术研究带头人、国家专家库评委……等等职务或者职称,正是政府和社会对他本职工作的客观评定,而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则是沉甸甸的实证。应该说,一个教师、一个学者有如此成就已经够荣耀了——这是许多教师、学者穷尽一生也可能难以企及的成就。

但是,周秋光先生的行动足迹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和历史的圈子:湖南省政府参事、长沙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理事、民政部“中华慈善博物馆”专家顾问、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慈善会副会长、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等等兼职,则显示他既“居庙堂之高”,又“处江湖之远”。在“庙堂”和“江湖”之间、在学院和社会之间、在教学研究和实践之间,恐怕很少有学者能够像周秋光先生那样忙得游刃有余。在历史本行中,他开拓出了中国慈善史的处女地,并由此建构了中国最早的慈善理论体系,为国家出台《慈善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教研相长之外,他无意间步入了政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并借此促进了多项研究成果的落地,极大地推进了慈善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

周秋光先生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是中国慈善史的拓荒者、中国慈善理论的奠基者、中国慈善法规的有力促进者、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大力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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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教授

▌这是个很忙、很拼的不老先生

在采访周秋光先生的前天,周先生的助手发来了一些资料,笔者看了,产生如下印象:头衔一大堆、成果一长串,而先生本人则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著作文字中。这究竟是个什么神人呢?他如何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如此之多的高大上事情、并且完成得如此高大上呢?

见到周先生,不禁大吃一惊: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一个戴眼镜、满头乌发的中年人,剑眉星目国字脸,笑意安然,侃侃而谈,除了几丝皱纹透露些沧桑,从容、缜密的思维、充沛的精力,哪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啊?

鲁迅先生曾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写作上了。周先生也是这样,他每天除了六小时左右的必要休息时间,几乎就没有什么休闲,有时同时要做几件事情。在二个小时的采访之后,周先生便忙于处理十多个未接电话和留言,这其中有请讲课的,有筹划慈善博物馆的,有请示课题、项目事宜的,还有开会、拍电视的,中午还要利用吃饭时间和几位香港企业家谈一个文化项目。“为什么这些事都选在今天呢?”

既然不能像孙悟空一般施展分身法,他就只有抢时间去拼。为了方便和节约时间,他常常打优步坐地铁吃盒饭——虽然政府给他配有专车。从前研究熊希龄的时候,为了査找资料,他多次上京下沪,一去三四月,常常住朋友的办公室,就着开水吃冷馒头。有追求,有愿景,忙而充实,忙而不累——这是周先生始终精神饱满的秘密。

如此操劳何以还不显老?笔者向周先生讨教养身之道。“哈哈,你上当了,焗的油,假的。” 周先生开心地笑说。笔者细细看去,才发现先生的发根处隐隐现着丝丝银白。呵呵,原来先生不老的秘密只是精神、思想,和不停歇的脚步!

▌假如命运做了错误的安排,我则选择正确的道路

1954年出生于湖南耒阳的周秋光,在他可以考大学的年代,恰恰遇上了停课闹革命的“文革”,高中毕业之后,他不得不回乡当知青。三年间,他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加工厂会计、乡民办教师。当别人把书籍弃之如敝屣的时候,他仍然还抱着一个文艺青年的幻想,做着画家梦,因此便比同伴多读了几本书、多画了几筐画,于是在1974年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时,他的文化成绩和绘画专业成绩均名列前茅。他以为选择美术系是十拿九稳,谁知名额被别人取代,他莫名其妙地收到了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搞历史,意味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在那个时代这是绝对的冷门。

服从组织安排是当时必需的觉悟,周秋光不愿消极抗命、虚度光阴,便只好在历史系“既来之则安之”,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学历史,由此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功底。按照其时“社来社去”的毕业分配原则,他在大学毕业后必须得回原地工作,在他把行李都搬回老家之后,结果却因为成绩优秀得以留校任教——那是刚刚结束“文革”之后的1977年,国家开始走上正轨,周秋光也开始步入教学相长、教研相长的人生。命运无意,人生有心,他的艺术梦幻灭了,史学梦却在冉冉升腾。其后,他在职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学业,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得到了史学名家林增平的赏识和提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历史性的突破: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课题66项,出版学术著作28部(含主编、合编),发表学术论文313篇,获得省部以上奖励11项,历史学会和长沙市等厅局级奖励24项,2次获评湖南师范大学“科研标兵”,并获全国中华慈善总会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个人奖)”。

周秋光误打误撞进了历史系的冷门,后来偏偏又选择了一些冷门项目进行研究,因此决定他的开拓者身份,他的不少研究成果都具有填充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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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结缘熊希龄,还原历史真相,大胆发掘争议人物的积极元素;站在新的角度,发现慈善的新大陆

1983年,周秋光的恩师林增平教授带他去出版社浏览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他发现一些热门选题均已名花有主,唯独有关熊希龄的项目无人问津。虽然熊希龄是北洋时期的风云人物,但因为这个人物在当时备受争议,大家又刚从各种政治运动中走出来,都不想惹麻烦,所以多是想想而不敢为。由于周秋光之前对熊希龄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一些不服气的书生意气,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项目。

  周秋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军阀史》,并穷尽一切可以穷尽的资料进行佐证。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激动,甚至感到震惊: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学术界的评价居然普遍偏低,居然淹没在政治的偏见和历史的尘污中!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促使他秉笔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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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客观地记载了熊希龄不够突出的政治成就,坚定地肯定了其舍家投身维新变法和抗日救亡的壮举,以及倾注大半辈子心血“慈善济世”的善举。于是,一种带着全新史观的《熊希龄集》很快面世,并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后,《熊希龄集》续集、《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熊希龄传》、《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等著作,以及《试论熊希龄》、《熊希龄与联邦制》、《熊希龄与书院改革》、《熊希龄与醴陵瓷业》、《熊希龄的救灾办赈活动》、《熊希龄的慈善观》、《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熊希龄与近代新闻事业》、《熊希龄与清末立宪》、《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等等一系列论文相继面世,学界称周秋光先生开辟了“熊学”,评价《熊希龄传》“不仅全面、系统、翔实、平正,而且新见迭出,颇具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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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出版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是当代第一本慈善理论著作,也是最早提出慈善教育的概念。《熊希龄传》已经出了第四版,第四版在台湾恩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繁体字出版。

  周秋光对熊希龄的研究,不只是客观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开拓了中国慈善史的先河、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慈善史专著(《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催生了我国第一部慈善通史(《中国慈善简史》),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为他打开了慈善的视野。他因此意识到我国慈善事业的断层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以及推行慈善、规范慈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此,他便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慈善理论体系的构建上以及慈善法规和文化的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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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大部头三卷本《中国近代慈善教育事业》获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首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八卷本的《熊希龄集》则收入湖湘文库。

▌在慈善的荒漠中,从最本源的元素开始演绎,搭建慈善理论体系;厘清最基本的边界,促进慈善立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周秋光开始了有关慈善的研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慈善不是被视为反动派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就是被斥为“封资修”的毒货,周秋光面临的慈善背景可以说是一片荒漠:长达30年的慈善事业断层,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边界混淆,民间慈善行为的式微和混乱,社会慈善文化的稀缺,民众慈善意识的淡漠……遑论什么慈善法规了。

而从古今中外来看,慈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慈善事业更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净化人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国家社保体系之外的必要补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救急良药。士子的情怀和学者的使命感,再次促使周秋光要将慈善理论研究、慈善事业推行进行到底!

周秋光知道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他的思路很清晰:首先,必须厘清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的边界,厘清政府和民间在慈善中的定位;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构建慈善理论体系;然后,敦促政府立法,规范慈善行为。与此同时,大力弘扬慈善文化。

目前我国社会慈善事业是官办慈善和民办慈善并存的格局。但在周秋光先生的有关定义中,慈善是一种民间行为,因为善源来自民间,是人们出于善心对弱势群体自觉自愿的帮助。它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不能把它纳入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社会保障或者福利才是属于政府的责任。如果慈善成为了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那么政府和民间的界限以及职责区分也就没有了。

在国家慈善法修改出台之前,民政部有关领导曾专程征询过周先生的意见。周先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这些观点:要想真正让慈善事业正常发展,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和争取民间力量;政府只要监管即可,不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从慈善中退出来,专心做社保、做公益、谋福利;政府一定要认识到民办慈善其实就是在帮助政府,政府没有必要去和民办慈善争善源,从而阻碍民间慈善的发展;“民办官助”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政府在放手让民间办慈善的同时,要用法制去监管,引导民办慈善机构建立行业规范、行业自律等等。 

多年来,由于一些基本关系没有厘清,导致了慈善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慈善事业一方面因为缺乏约束与监督,各种慈善乱象频发;另一方面又阻碍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从而严重影响了事业的健康发展。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多年来,通过周先生和一众慈善精英殚精竭虑的研讨、不遗余力的争取,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举国基本达成了共识,于是慈善法应运而生,并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

得到这个消息时,周先生正在北京。那天,他和卢德之、徐永光、王振耀等几位慈善界大腕聚在一起,每人差不多都喝醉了。不容易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是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伟大进程!作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开拓者和推进者,怎能不激动!

【周秋光格言】

1.学者最大的特长是善于纸上谈兵,最大的问题也是纸上谈兵。

2. 慈善如果用的是政府的钱,就不是慈善,如果是民间的钱就是慈善。

3.成为慈善领域的实干家并非只有成为慈善捐赠大款一条道路,制度上的努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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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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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湖南日报华声掌控副董事长兼CEO,湖南日报华声慈善网总编辑,湖南华声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华声会创始人兼总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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