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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政论片|李建华:《廉政之路》(第二集)

2018-07-07 18:34  | 作者:李建华    |   来源:李建华道德观察     | 点击量:
导读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尽管当时的思想和文字显得有些幼稚,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时代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偶然的学术记忆,觉得还是有点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用微信推出。感谢杨继亮先生提供的宝贵思想和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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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万民的忧患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忧患意识可谓是根深蒂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古老的格言,不但体现了中国的仁人志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特有的爱国情怀,更刺激着现代人的心灵。

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富国强民的精神堡垒,也是我们今天惩治腐败的力量所在!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又引发和激发了晚清政府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此起彼伏,交相为厉,清政府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风雨飘摇,朝不虑夕。

危机的境遇激发了先驱者的危机感,时代的苦难铸造了他们的忧时心。林则徐不仅领导了抗英斗争,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敲响了防俄的警钟。康有为慷慨陈情:“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邻,处四强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忧患的悲声如发鼓击钟,声憾大地,表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强烈、悲壮的救亡意识。

魏源“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重视经世实学,关心民生疾苦,致身于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关的盐法、水利、荒政等事务。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则对中国国民性表现出深沉忧虑,这正是对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痛心彻骨的历史体认。

背负着沉重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面对亡中灭种的惨祸,在悲愤绝望中抗争,在黑暗痛苦中觉醒。有的先驱者入世无门曾带着滴血的创伤凄然出世,遁入寂寥佛门与老庄世界;然而,伴守青灯古佛与太上老君又何曾使他们忧国忧民的灵魂得到安歇。有的先驱者在忧患精神在感召下选择了毁灭生命的极端形式,谭嗣同为改革而流血,陈天华忧国殉国,秋瑾带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满腔忧思从容赴死。如此忧国忧民之情怎不震憾环宇、励人心志?!

民族救亡需要忧患意识,反腐倡廉更需要忧患意识,因为对当代中国来说,反腐败也是一种救亡,一种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的救亡!

忧患,代表了一种责任、一种关怀、一种济世救民的紧迫感、一种民心的向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江泽民总书记曾郑重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

1994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55个城市,共2500户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86.7%的人痛恨腐败,其中对腐败现象痛心疾首的占52.4%。

另外一项对全国农村的调查表明,有80%的农民对腐败深恶痛绝。

同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9.32%的青年认为社会的贪污腐败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在回答“您最厌恶社会现象是什么”时,选择“贪污腐败”的高居第一。

对全国近万名大学生的跟踪调查表明,自1990一一1996年,大学生最厌恶的社会现象无一不是腐败。

在80年代的多次调查是,物价、分配不公、腐败现象被认为是人们最不满和最耽忧的社会问题。到1993年这些问题仍然令人不满,但腐败问题已跃居首位。

1996年末,北京某记者访问了12位普通人,想听听他们对新的一年有哪些希望。郊区一位71岁的老农民,在他的种花大棚前对记者说:“我的希望就是少一些腐败,多一些清官。现有我不愁吃不愁喝,就是瞅着这种事生气。”

1997年初《工人日报》记者对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100名代表进行了问卷采访调查,对调查列出的当前重在社会问题,有56人填写了“反腐倡廉”,同样高居第一位,与对一般群众的调查惊人的一致。

这些数字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一种民情、一种民心啊!

文艺作品是社会心态的晴雨表。自90年代以来,一大批揭露腐败、痛斥腐败的作品相继问世。《天怒》、《天恨》、《天怨》、《抉择》等书籍人们争相抢购,争相传阅,以期引起对反腐败的强烈共鸣。

电视剧《包青天》刚一开播,就产生了不亚于当年《霍元甲》的收视率。包公那不畏权利、执法如山的威严,那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慷慨陈词使人感到畅快淋漓;那严惩豪门权贵、贪官污吏的场面老百姓看了觉得解恨、过隐。

电视剧《苍天在上》、《反贪局长》、《英雄无悔》引来了一个又一个收视高潮。两部表现反腐倡廉的电视剧《反贪风暴》、《反府风云》几乎同时播出,以及《撼天雷》和《桃源镇》两部影片的上映,再度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反腐热情。

1988年,因《宰相刘罗锅》一剧的成功而大受鼓舞的编创人员,紧接着推出《康熙微服私访记》,把对腐败的痛恨偶于嬉笑怒骂之中,同样获得了人们的会心微笑。

为什么中国文坛会刮起如此汹猛的“反腐旋风”?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俞柏青讲得十分透彻:“反腐题材是符合社会心理需求的,整个社会对于腐败已经是非常愤怒了,不能不呼唤表现反贪这个领域的作品出现。”

还有一位记者用他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一部作品也许不可能解决什么,改变什么,但一部优秀的作品却可以唤起人们正视现实的良知、勇气与决心。”

是的,这些反腐题材的作品,也许在艺术上并不是完美无缺,但它紧紧抓住了民众的心理期待,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倾注了反腐倡廉的一片深情!

从千百万读者和观众痴迷的眼神中,我们能体味到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品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人民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

腐败,心系万民的忧患;反腐败,情系万民的期待!

[实地采访]社会各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等)对反腐倡廉的期盼。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诉全党:“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并且着重强调:“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多么清醒的头脑!多么准确的估计!多么深沉的忧患!

党中央也一再提醒:“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三个“葬送”,既高度概括了腐败的极大危害,又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的警钟。

面对中华大地上一片如此同仇敌忾的反腐败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杞人之忧。不信?!请看看几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和案例。

——原北京市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利用职权贪污25万多人民币、2万多美元,挪用1亿多人民币、2500万美元。

——震惊全国的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32.17亿元的特大案件,仅首犯邓斌一人就受贿人民币102万多元、港币10万元,侵吞公款31万元。

——原辽宁省丹东市市长常义,以解决企业困难为由进行团伙走私,逃避关税4494万元。

——原山东省泰安市市长、市委书记胡建学及其他主要集体贪污受贿案件,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1992年以来,就有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落马: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北京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平义杰,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水文,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泽芳,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建宏,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原辽宁省鞍山市委副书记张文效,原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石嘉平,原湖南省教委副主任季益贵,原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陈步堂,原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平,等等。

据中纪委向党的十五大的工作报告中披露:党的十四大以来,以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670100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00多人,被开除党籍的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

被查处或自动暴露的有这么多,那正在腐败而未被发现的和现在未腐败将来会腐败的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个谁也无法估量的数字,但恐怕不会少于现在这数字。

面对如此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你我的心情都会格外沉重和压抑。

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当反腐败成为全社会性的主要指向时,那么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锋芒所向的腐败分子本身就出在共产党内。他们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甚至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冠冕堂皇地进行着腐败活动。

反腐败的呼声大到如此程度,如果我们还在用个别性、偶然性来粉饰太平,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人们不能不发问,也不能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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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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