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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上)

2018-07-08 15:12  | 作者: 周秋光    |   来源:华声慈善    | 点击量:
导读

【编者按】关于“慈善教育”的话题,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湖南师大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先生……

【编者按】关于“慈善教育”的话题,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湖南师大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先生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应当向历史取经。为此我们找到了周教授25年前刊在美国《民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该文2010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秋光论文集《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一书,从中可看到民国时期我们湖南的先贤是如何办理慈善教育的。这次虽然是旧作重刊,但对当今仍有借鉴指导意义!供从事慈善公益(尤其是慈善教育)的同仁参考,全文大概18000余字,分三期连载。

 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上) 

  周秋光


  在近代中国,有一种可名之为“慈善教育”的事业,其最有成就、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机构,就是由熊希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在近代中国存在了整整三十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的孤苦儿童,在近代中国社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长期来,这个课题的研究一直被人们忽视了。翻开现有出版的近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化教育史的书刊,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研究的篇章。这决不是学人们一时的疏忽!真实的原因乃是因为在过去,人们曾一度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于这种性质的事业产生了误解和偏见。

  如所周知,由于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曾经有一部分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因此提起“慈善”二字,人们都本能地将它与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划等号。认为外国传教士打着“慈善”的招牌,实际上是充当了“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诚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确干过不少伤天害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坏事,例如贩卖华工,拐卖妇女,溺杀婴孩。因此,其所谓“慈善”,有着骗人的“伪善”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断定外国传教士当中就绝对没有真正办慈善事业之人。同时即使说他们全是“伪善”的,也不能断定他们所已办起的有关慈善事业,诸如救灾办赈的某些团体机构,一些教会医院、学校、育幼场所等等,客观上对于中国社会就全然没有好处。可是有些人偏偏就是这样:不仅对于外国人办起的慈善事业一体否定,而且对于国人自己办理的慈善事业也一概指为“虚伪”、“欺骗”、“沽名钓誉”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等等。例如曾经就有人这样指责香山慈幼院说:“这样的儿童教养院,在反对统治的旧中国,不只是所谓慈善家们用来作沽名钓誉的场所,而且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只有在解放后的中国,有党的领导,它才能真正起着为人民服务的作用”。这样一来,所谓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几乎成了“虚伪”、“欺骗”的同义语。加上像香山慈幼院这样的慈善教育机构,偏偏又是由熊希龄创办,而熊希龄在学术界的评价,长期来一直因为他在政治上的若干过失而被打入了“冷官”,自然而然地,熊希龄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就被忽视和抹杀了。

  熊希龄果真是为了“沽名钓誉”才创办香山慈幼院吗?香山慈幼院果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吗?香山慈幼院果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吗?香山慈幼院在近代中国社会和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益?本文拟通过具体的事实论证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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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熊希龄为何创办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1年中式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创刊《湘报》,组织南学会,创兴湘省近代铁路航运等。湖南新政失败遭到革职,蛰居沅州数载。1902年助妻兄朱其懿办理湖南西路学务。1904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与工艺,回湘后设沅州务实学堂,创兴醴陵瓷业,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开复原官,旋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暗中与梁启超、杨度等人沟通,开展立宪活动。1906年至1908年,他先后担任赵尔巽、端方、陈启泰的幕僚,在东北、江苏两地办理实业,成绩卓著。1909年调任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1910年担任奉天盐运使仍兼正监理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翊赞共和。1912年出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加入共和党。嗣因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而被指为“卖国”,旋辞职。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热河都统。同年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其内阁被称作“第一流人才内阁”。莅任仅八月,即先后辞职。自此之后退出政界,以服务社会、办理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为职志。在北京创办了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作为民国早年的一位高级官员,为什么要退出政界,为什么要去从事社会慈善并创办香山慈幼院呢?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他对于民国官场政治的失意。所谓失意,就是他的理想和抱负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无法得到实现。熊希龄从青年时起就怀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及至他出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身居首揆,统率百僚,按理说这正是他施展理想抱负的最佳时刻了。的确,他的内阁成立之后,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大政方针宣言》,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诸大政,都有具体的设想。要言之,其根本之点在于立足建设。政治上,其主旨力求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增加关税,裁撤厘金,保护实业,奖励垦殖与私营工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发展邮、电、航、路四政,其目标在于将中国纳入建设的轨道,发展资本主义。他的内阁被时人称作是民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有政策有阵容的内阁”。可是,熊内阁的设想与施为却遭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百般钳制。袁世凯虽然表面上表示“赞许”,暗中却生出种种阻力,使熊内阁处处陷于困境。例如熊内阁为了保证其“大政方针”的施行,声称要“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并欲“统一中央财权”。可是到头来各省有关重要的公文特别是有关军事秘密者仍只送到总统府,不让国务院闻问。国务院不过一个专门副署盖印的机构!统一中央财权呢?却不能统一交通部与交通银行,以致于到了1913年底,海、陆军部及各省都督纷纷电请国务院拨助军饷,熊竟束手无策,还是袁世凯出面,方从交通系首领杨士饴手中提款500万元交熊渡过难关。这简直成了对熊内阁的绝妙讽刺。特别使熊感到难堪的是,当熊希龄被袁世凯挟制利用迫其在解散国民党与国会的乱命上副署之后,熊内阁便被看作是多余的了。然后袁便用事先精心罗织的所谓“热河盗宝案”赶熊下台,并指使报刊披露说熊在热河有“盗宝”嫌疑,顿时令熊声名狼藉。所有这些,使得熊希龄心志俱灰,深感在袁世凯的暴戾统治下不能有为,于是急流涌退,绝意仕进。这可以说是熊脱离政界的主要原因。

  其次,熊希龄退出政界之后又去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并创办香山慈幼院,则主要肇原于1917年发生于京畿一带的一场大水。据报载,这场大水系来自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决口数百道,洪水滔滔,使得河北境内1.9万个村庄与25万余顷土地被河水吞没,灾民逾500万人。其时熊希龄隐居天津,天津成了泽国。目睹津民无家可归、啼饥号寒的惨状,熊希龄自退出政界之后,本不愿再回到政府中来供职。但是他不出来主赈,政府便不定议;而政府不尽早作出决定,“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熊希龄说他考虑再三,“遂不得不勉为其难”。当然,最终使得熊希龄能够“勉为其难”来担当此项重任,除了出自对于灾民的一片同情之心外,也还有另外一层因素存在,那就是:他是把这次救灾当作了为自己过去的若干政治过失而进行“赎罪”的一种手段来对待的。自退出政界之后,熊希龄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恶的。回首往事,特别是主政时被袁世凯利用在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一节,常常陷于悔恨交加之境不能自拔。故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希图能够“赎罪”,以求良心能安。正因为他有这种良知,所以当京畿水灾发生,北方人民遭难,他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赎罪”之机。1917年11月5日他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从今之后,定要“勉竭驽钝,以当此退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可见,熊希龄退出政界之后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是他同情劳苦大众的良知和为自己过去政治上的失误而“赎罪”的动机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惟其如此,他就任水灾河工督办后,即兢兢业业地救灾办赈,治理河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使得灾民安抚,河道规复,工、赈两个方面都获得成功,为北方社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在办理灾赈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各地灾民,因为缺衣乏食的缘故,很有些把自己的儿女弃置路旁甚至标价出卖的,还有些父母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自杀的,情状极为可怜。他说:“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于是,在他就任督办的第七天(即1917年10月11日),他就何被灾各县发去急电,请出示严禁出卖幼孩。11月20日,他在北京城内西安门与二龙坑两地设立慈幼局两所,分收男女灾孩1000余人,这便是香山慈幼院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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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香山慈幼院的教育体制及其办学方针

  北京慈幼局原本是临时设立。可是到了1918年4月水患已平,各家属陆续领去的灾孩只有800余人,尚剩下200余人无人认领。为容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弃婴,熊希龄遂商请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拟择京西香山静宜园建设男女慈幼院两所,以资移养慈幼局无法遣散之儿童”。得到允准。于是熊希龄利用水灾河工督办处的赈灾余款,另得各方捐助,从1918年10月开始度地鸠工,筹备建院。1919年12月30日男女两校落成。再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920年10月3日正式开院。初入院的儿童除原有的200余名外,另有从全国被灾各地送来400余名。此后逐年递增,到1930年时在校灾童竟达到1670人。

  香山慈幼院是专为收养孤贫儿童所设立的慈善教育机构。它与任何其它一所普通国民学校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所谓“三合一”,首先是学校与家庭的合而为一。因为香山慈幼院收养的儿童大多无家可归,入院后,院就成为他们的家,不仅要供给他们的衣食住及各种教学用品,而且还得聘请大批的管理人员与保育人员,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抚他们。特别是那些未到学龄的儿童,还得让他们先过幼稚园的生活。年龄稍大的儿童虽已入学,但每天教员授课已毕,管理人员就得寸步不离地陪伴和守护着。别的学校每年都有寒暑假,每逢兵荒马乱的时候可以停课,而香山慈幼院则完全不能。其次,香山慈幼院又是与社会合而为一的。这不仅因为其孤贫儿童来自于社会,而且香山慈幼院本身的存在也依靠社会的扶持和资助。可以说,如果离开了社会,就没有香山慈幼院的存在和发展。同时,香山慈幼院既然是从社会上收录孤贫儿童,自然,它不能让儿童从这里长大出去之后再重新沦为贫困。因此,它除了对儿童进行抚养并施以相当的文化教育之外,又根据社会的需要,设立各种类型的工场农场,让儿童在这里学得一技之长,以便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自谋生计。

  由于这样的体制,香山慈幼院初办时,确定的办学宗旨与方针便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种宗旨和方针与当时一些教会团体的学校无异。迨及一年以后,熊希龄感到“儿童之资禀不齐,家庭之遗传各异。论教则须根于个性之调查,论择业则须本于智慧之测量”。同时,香山慈幼院的“学科由蒙养、国高、中等以至大学;职业由各项手工以至机械;儿童由4岁以至22岁,在院积有18年之久,足以供教育家之次第试验”。因此,熊希龄决意将这所慈善性质的教育机构办成一所教育试验型的学校。经过数年的探索,1926年6月,熊希龄遂“以既往往经验,为将来之兴革”,为慈幼院重新确定了教育方针三项:

  其一,以农业教育为本位。熊希龄认为,香山慈幼院“位置于乡村之中,自应以农业教育为本位。一方面使儿童幼稚时代养成农事之观念与兴趣;一方面使本校附近之各村农民得有自然之感化,以改良其旧日之种植。”围绕着这种“以农为本”的方针,香山慈幼院次第开办了如下六项农科设施:1、动物、植物各园;2、农畜饲育及养蜂、养蚕、养鸡各场;3、园艺、种植、造林各场;4、中等农科;5、农事展览会;6、香山农工银行。

  其二,以乡村教育为本位。熊希龄说:“吾国国民教育之不发达,固为遗恨,然尤以乡村为最甚”。乡村教育之所以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长时来国内的学校一般都只设在都会、商埠与县城。乡村虽也逐渐设立,然因范围太大,加上经费困难与师资短缺,一时难以普及,这是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却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这主要表现为凡在都会师范毕业的学生,往往都不愿去乡村任教,甚至来自乡村的学生,进城后也不愿再回乡下。熊希龄叹道:“试思乡村教育,苟不发展,则全国教育,安有普及之望?”他认为欲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于乡村设立师范学校,即于各乡村招选高小毕业生,使习师范,则可免以上种种诸弊。”

  其三,以酬报与服务社会为本位。因为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大都来自孤贫,都是由于社会慈善家的帮助,方免于贫困并享受教育。故熊希龄认为慈幼院的学生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无论在求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都应当“帮助社会,为种种救济之事业,以酬报社会慈善之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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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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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 1954年8月生,男,汉族,湖南耒阳人。湖南省政协原常委、长沙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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