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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下) 

2018-07-08 15:56  | 作者:周秋光    |   来源:华声慈善    | 点击量:
导读

【编者按】关于“慈善教育”的话题,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湖南师大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先生……

【编者按】关于“慈善教育”的话题,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湖南师大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先生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应当向历史取经。为此我们找到了周教授25年前刊在美国《民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该文2010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秋光论文集《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一书,从中可看到民国时期我们湖南的先贤是如何办理慈善教育的。这次虽然是旧作重刊,但对当今仍有借鉴指导意义!供从事慈善公益(尤其是慈善教育)的同仁参考,全文大概18000余字,分三期连载。

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

——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下) 

周秋光


  (四)香山慈幼院的历史评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应超越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评价历史人物,亦不能因为他的某些过失而将他的其它功绩一概否定。也就是说,既不能以功掩过,亦不能以过盖功。凡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于社会和人民有所贡献的,就应当予以肯定。以往对于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评价上的不实之说,就在于违背了这个基本原理,从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是极不应当的。本文通过上述事实介绍,以为熊希龄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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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香山慈幼院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当时的教育作了难得的救治和必要的补充。所谓难得的救治,即是说,当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社会灾害严重地摧残社会和人群的时候;当主宰社会的统治者对于人们的生命安危每每视而不顾的时候;当苦难的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留下大批孤若无告的儿童的时候,香山慈幼院则为排难解忧,极尽救治之责。其具体表现就是将孤苦无告的儿童尽力收录。据载,当时香山慈幼院除了主要收录全国各省的水、旱、兵灾中的被难孤儿之外(此占全院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也还收录其它各类艰困子弟(此占全院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例如为了“励节义”起见,它收容了阵亡军人、损躯警察、革命先烈的遗族;收容了勤廉官吏和亡国无依的朝鲜子弟;为了“重人道”起见,它收容了受主人虐待的婢奴;收容了为后母、后父、伯、叔、姑、舅虐待的儿女以及无产有产的遗孤或始抚后憎的养子。除此之外,香山慈幼院还替东北延吉的朝鲜族和蒙、藏两区专门培训了遣送而来的部分儿童,又接收一些文人世家和农工商等民因目前生活困难或赴外考察、经商、留学而请求暂为容留的部分子女;以及被香山慈幼院困办学完善所吸引而来的部分附学子弟。所有这些,表明香山慈幼院对于当时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国家与社会,起了极为重要的补救作用。1930年8月,熊希龄这样说:“本院自民国九年开办,迄今已达十年之期,收养南北二十七省区及蒲、蒙、西藏、朝鲜之孤贫儿童至千六百余人之多。以十年来经过历史,调查各儿童家世状况,殊觉本院于国家社会有重要之关系。”又说:“本院此举,实足以救济社会之穷”; “实足以补救各方面之力所不及;” “实足以弥缝其缺憾也”。倘若没有香山慈幼院的存在,“于国家社会大不利也”。应当说,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香山慈幼院不仅补救了当时的社会,而且也补充了当时的教育。所谓补充教育,即是说,在旧中国,教育从来都是为富人家子弟开办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各类学校,所收取的学费一般都十分昂贵。例如小学每人每年收费达数十上百元;中学达二三百元;大学则达四五百元。这样的状况,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上得起学,贫苦的子弟只能向隅,等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然而自从香山慈幼院设立之后,便破天荒地改变了这种旧有的格局,为贫苦的儿童带来了“福音”。因为香山慈幼院以教育孤贫儿童为主旨,用熊希龄的话说是,“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 但凡收录而来的孤贫儿童,概不收录任何费用,一切都由香山慈幼院供给。并次第对他(她)们施以各种良好的教育。所有儿童,都应读完小学,然后接受职业教育,学习一门专门技能,以便进入社会之后能够自谋生计。对于高小毕业有培养前途的儿童,还让他们读完初中、高中乃至于资助他们升考大学。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真正属于贫民所有。在当时的社会中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出它对于当时的那种极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作了补充,使得众多本已沦落的孤贫儿童,反而由此获得了享受教育的机遇。

  其次,香山慈幼院以其独特的校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的一页。所谓独特,首先在于香山慈幼院本身的独特。与国内其它任何学校都不相同,香山慈幼院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教养兼施。别的学校学生一般都不住校,或只有部分学生住校。每届寒、暑假时,别校的学生都必须离校回家,教职人员也能适当得到休息。可是香山慈幼院则完全不同。因为收录的学生多属孤儿,大都无家可归,必须全部住校。并且寒暑假也都呆在校中,假期教师尚可部分休息,而管理人员则势有不能。学校即家庭;家庭即学校。因此,它是合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养兼施的特殊学校。二是孤贫儿童免费教养。别的学校收录学生一般都要收录相当的学费与膳、宿等费,经费不足,尚可由此弥补。可是香山慈幼院除了很少的一部分附学生交费外,但凡收录作为正生的孤贪儿童,一概费免教养。无论学生的书籍、食、宿、文化、生活用品,以及医疗卫生保健等等,总之一切开支,一丝一粟,均由学校供给。这在客观上使得香山慈幼院办理异常艰难。一旦经费筹措难以为继之时,这里就要发生危机。因此,香山慈幼院的所有用度都有严格的计划和规定,重节省,免滥耗,与其它学校形成鲜明的对照。三是有一个健全完整的教育系统。别的学校办中学的只有中学,办小学的只有小学。而香山慈幼院则俨然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罗的范围从幼稚教育开始,有婴儿园与幼稚园,还设有家庭总部。初等教育有初小、高小与补习,中等教育有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幼稚师范与中等、专工职业教育。中等教育之后,还设有大学部,专门用来资助香山慈幼院的毕业生以及社会上的天才儿童考升大学。它几乎将教育部所规定的全国教育体系,全部自行具备。收录的儿童,如果从1岁入婴儿园开始,依次接受教育至毕业为止,在慈幼院至少可以整整呆上17年之久。是慈幼院的建置,不仅为每一位入院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场所——只要儿童们能够努力的话;而且对于那些有志于研究儿童学、心理学、教育学的专家来说,不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试验场所。

  香山慈幼院不仅本身独特,而且办学的方针与方法也颇具特色。其办学方针始终贯彻为乡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平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宗旨。鉴于儿童本属孤贫,无家可归,离院走了社会,必须学会自立谋生的本领,因此在办学方法上,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具体说有四个方面:

  一是注重职业教育。所谓职业教育,也就是生产教育。中国旧有的教育宗旨,都只注重“文雅教育”或“有闲教育”,没有人注重或提倡生产教育。即使是国民政府所确定的教育方案,也只提倡要注重国民生活的技能,及增加生活能力或生产能力的训练。例如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云:“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冶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生活之技能,增进国民生活之能力为主要目的”。又1931年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议决所确定的教育方案指出:“中小学教育,应体察当地之社会情况,一律以养成独立生活之技能,与增加生产之能力为中心,务使大多数不能升学之学生,皆有自立之能力”。由于都不注重和提倡生产教育,因此所谓的教育只能为资产阶级所独占,成为他们的装饰品。诚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教育的结果只是造就出一般士大夫阶级或统治者,绝对没有人注意到,怎样改良农业,如何振兴工商业的教育。中小学毕业之后,而耻从事于农工商业;大学毕业之后,专想做官,而从事于政治活动。所以一登校门,便可决定其一生无所事事,真正之一流氓也”。]然而香山慈幼院自创办以来,几乎无时不注重于生产教育。其所开设的农工实习各场,就是专供儿童从事于生产教育实习之用的。无论当时的其它任何各校,在此一方面均无法与香山慈幼院媲美。这种办学办法,可以说是香山慈幼院的独到之处,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是注重实际训练。所谓实际训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中国的旧式教育往往只重书本,教条死板,知识与行为相互脱离。而香山慈幼院则一反这一教育传统。从婴幼两园以至于小学、中学、职业、师范,无论何种学科,均特别重视实际训练,注意“为实用而求知识”。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和最有成效的是第三校的幼稚师范。该校的教学原则是“教”、“学”、“做”三者合一,而尤强调要从“做”字上下功夫。认为无论何种科目,都包括行为与知识两方面。知识在于自动的研究;行为则在于实地的练习。所谓从“做”字上下功夫,并不是单指行为而言,因为知识本身也就是做。也就是说,既不是将知识和行为截然分开;也不是先知而后行,而是知行并重,尤重行以致知。香山慈幼院的这种办学办法,实际上是当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具体实施;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具体实施;陶行知的这套理论,又源于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然而不管怎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作为一种反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推广拖行,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注重儿童社会化习惯的养成。所谓社会化习惯的养成,指的是要求儿童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便将来离院走上社会,能够成为“健全国民”。因为儿童是社会与国家的,不是某个团体或个人的。故训练儿童不应以养成某个人为前提,而应以社会和国家为背景,以合乎社会与国家需要的健全分子为目标。基于此,香山慈幼院特别制定了《儿童习礼法》、《儿童劳动法》、《儿童治家法》,用以作为儿童课外活动的标准。所谓《习礼法》,它以“养成敬长、和众、遵守秩序之习惯”为宗旨,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称谓、言语、应接、饮食等各个方面,均有具体的规定。所谓《劳动法》,其目的在于按照各个儿童身体的强弱,而定工作份量的轻重,“以发达其个性、本能及兴趣,为植将来择业、乐业之基础”。所谓《治家法》,乃是为了“改良儿童公育场之缺点”,确立“家庭制度”、“设立家庭总部以为管理”所特别制定的条规。该条规除对于儿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应注意的事项作出规定外,其中“教诲”一章,以“对已”、“对人”、“对社会”、“对国家”为目标,洋洋70余条,对儿童应如何检点自己的行为以及应如何处理各种关系,规定得最为详尽。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各种注重社会化群体教育的范例,然而象香山慈幼院这样系统的行为规范化的成文却不多见。并且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有益于国家与社会,在当时那种风习败坏、秩序混乱的历史环境下作如此提倡,确属难能可贵。它对于改良社会也无疑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四是注重儿童才能的培养。所谓才能的培养,就是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开启他们的智能,并注意“因材施教”:香山慈幼院从婴、幼两园以至小学、中学,都有完备的有利于儿童个性培养以及开启智能的种种设施。除客观条件外,主观上主要是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以此锻炼儿童各方面的能力。例如最有效的锻炼是学生自治会的设立。此外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在学业上,原则上规定人人普及小学,兼习职业,但有成绩优秀学习用功者,则让他们升考中学、中职与中师。中等教育完成之后,仍有可以继续深造者,又让他们报考大学。从不委屈任何一位可造之才。甚至香山慈幼院之外的天才贫苦儿童,也可获得香山慈幼院的资助奖励而升入中学大学。这种贫学奖励办法,在当时的国内实属罕见。对于一些功课不好、成绩销差的学生,虽然不能升学,但也有各项有效的措施,使之在就业方面发挥一技之长,进入社会后能够独立谋生,并且通过各种教育训练,也不失为社会之良民。

  总之,香山慈幼院以其本身的独特与办学方针和方法上的别具一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有意义的教学改革与试验,正是这些改革与试验所获致的成就,使得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位置,其功绩是不应当抹杀和埋没的。

  再次,香山慈幼院办理30年,在当时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一所像香山慈幼院这样的依靠社会资助兴办的规模如此庞大、人数如此众多、学科如此齐全的慈善教育机构,能够存在和办理30年不辍,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据天泽《庸报》透露,1929年7月,美国记者参观团赴慈幼院蒙养园参观,谓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该参观团希望蒙养园教职员及各科主任,“本发奋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1929年12月,谭延闓在为香山慈幼院提请经费补助的一份提案报告中说:“香山慈幼院实为私人创办教育事业之最有成绩者”。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科长戴应观到香山慈幼院视察。视察中,戴称慈幼院“这样伟大的规模和这样完美的组织,在中国教育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并说“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别的地方是不能再得到的,就是在全世界里,也不见得很多。” 22日,戴在香山慈幼院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于参观之余,觉得慈幼院并不是学校,也不是家庭,简直是一个社会,但并非普通的社会,而是一个学校和家庭混合为一体的社会。……像这样的社会,没有别的团体能够用来去比拟它,没有适当的名词去称呼它。它既称慈幼院,也便姑且称它为慈幼院,但它的确不止于慈,也不于止幼,在慈于幼之外,还有教育,还有青春和成年的教育,所以它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团体,特殊的社会。……在这种特殊而完美的环境中寻求知识技能生活方法,真是所谓乐园、乐国、天堂,高尚而快乐的天堂!”他又称颂香山慈幼院创办者的气魄、毅力、精神说:“凡做一件伟大的事业,象慈幼院这样伟大的事业,必须具备三种要素:第一要有伟大的魄力;第二要有非常的热心;第三要有持久的毅力。若无伟大的魄力与非常的热心,不能创办一事;但仅仅具有魄力和热心,虽能创办一事,然不能永久维持下去,不能将它发扬光大起来。要想永久维持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起来,就必须有持久的毅力。贵院创办已经十年,日日与困难奋斗,这种百折不屈的精神,较之魄力和热诚,更觉难能可贵!” 1930年5月,戴应观以视察所得,向教育部写了报告。报告中有一段从纵、横两方概括香山慈幼院的规模和校风说:“查该院包括六校,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蒙养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出院之日,各得其所。全院规模宏远,而组织业密。员司不多,而庶绩咸熙。学生都1670人,各事其事,乐趣盎然。训育尚感化,然校纪严明,校风活泼笃实,无丝毫城市虚浮之习”。

  总之,香山慈幼院在当时几为世所公认,称颂之声,遍于环宇。多少年后,曾在香山慈幼院任过教的陈树人,回忆昔日的情景,仍感慨万千地说:“所收受灾学生计达一千余人,凡生活及教育所需,连同医疗等项,概由院方供给,是家庭亦是学校,是家长亦是教师。试闭目以思,此为何等宏愿及何等责任!只就经费一端言之,已远超过张伯苓先生之于南开,胡元倓先生之于明德,全赖秉老爱心独运,发为民胞物与,救死恤伤之信心,致其毕生教育及慈幼事业之辉煌成就,足以垂范后世。而慈幼院之人才辈出,蔚为世用,福利人群,何莫非此爱心身教之所孕育孳生。”

  香山慈幼院办理30年间,先后培养的学生总共6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各个行业中的有用人才。是香山慈幼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诚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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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文刊美国英文版《民国》杂志1993年11月号,即“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Xiong Xiling and the Xiangshan children’s Home”(Translated by Edward A. McCord) Repubician China (Volune XIX –issue I Nov. 1993;又摘要以《近代慈善教育家熊希龄与北京香山慈幼院》为题,刊《博爱》1997年第4期。复收入周秋光:《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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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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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光 1954年8月生,男,汉族,湖南耒阳人。湖南省政协原常委、长沙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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