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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政论片|李建华:《廉政之路》(第四集)

2018-07-08 18:35  | 作者:李建华    |   来源: 李建华道德观察     | 点击量:
导读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尽管当时的思想和文字显得有些幼稚,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时代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偶然的学术记忆,觉得还是有点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用微信推出。感谢杨继亮先生提供的宝贵思想和无私帮助!


第四集 历史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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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山甫,借南北朝兴衰更替的史实,曾对历史作过这样的感叹:“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苏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是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大都经历了由创业、繁荣到衰亡的三部曲,周而复始,衰而复兴,振而复衰。这种历史的循环,终于使人悟出了一个绝对真理,这就是:廉政兴国,腐败丧国!于是乎,反腐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廉政之路的点点灵光。

历史上一些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抱负的名君贤臣,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王朝更替的各种原因,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为此设计过许多图谋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但都无法从要本上解决问题,无法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

在中国统治阶级的人物中也曾产生过周公、诸葛亮、唐太宗、包拯、朱元璋等一大批励精图治、勤政为民的精英,他们的功绩和品格在历史的长河里闪闪发光,但他们最终未能挽救本阶级无可避免的衰颓之运,在本阶级江河日下的发展趋势面前每每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沉重慨叹。

早在夏朝时的《夏书》中就有了对官吏十分严厉的规定,明确载有“昏、墨、贼、杀”的条文。“己恶而惊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凡是犯了这三种罪行之一的,一律处以死刑。到商朝,商汤制定《官刑》,对官场的淫乱之风进行了严惩。可见,中国古代惩治腐败的最初举措不可谓不严,但终究不能根除腐败。

周公鉴于夏商因暴虐而灭亡的历史教训,极力推行“明德慎罚”的政策,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想用道德的手段来抑制腐败,并一再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任用贪图小利的人,而要任用贤明之士,方能治理国家。这就要求大小官员敬其职位而不懈怠,善其所司而不荒废,公正守法而不错失,能言善辩而不疑惑,这也就是所谓的“六廉”之说。崇高道德而闭避腐败的举措,确也能使周朝政权获得初步的巩固和繁荣,但最终还是落得个“礼崩乐坏”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0多年,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其中不乏有许多廉政之举。他鉴于隋汤帝腐败丧国的沉痛教训,即位后特别注重“以古为镜”,深刻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面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这位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发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深感叹。他鼓励恣其耕稼,禁止滥征民力,提倡勤政廉洁,身体力行节俭。同时他注意精官简政,将隋朝2581名中央官吏减到643名,立法宽简,执法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用严刑猛政治国的皇帝,他对贪官污吏的惩办,堪称亘古以来最为严厉的,他提出“杀尽贪官”的口号,下令:“凡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对于那些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如都察院、按察院等,倘若犯贪污受贿罪,加刑二等处置。朱元璋对对贪官所施刑罚,严酷得令人毛骨悚然。他以挑筋、断指、削膝、断手等酷刑对贪官理行严惩,以便使在任官吏触目惊心,引以为戒。

不仅如此,朱元璋在处理案件中,也毫不手软,常常大开杀戒,一件案子往往牵连诛杀的的人数以万计。如洪武十八年,一位御吏揭发户部侍郎郭恒有贪污行为,朱元璋立即下令调查。结果查出郭恒和户部各司郎中、员外郎结成贪污团伙,一共贪污国库物质折合粮食二千四百万担。这一下触怒了龙颜,朱元璋盛怒之下将郭恒以下所有用贪官全部处以死刑。凡牵连到的各省、府、县的官吏,统统处死,前后共杀了几万人。

如此严厉的惩罚,按理说,腐败应当会得到抑制,但结果会怎么样呢?

朱元璋惩治贪官不可谓不严酷,其决心不能说不大,可谓用心良苦。但朝迁内外,贪污贿赂照样盛行,贪官污吏象扑火的灯蛾那样,死了一批,又冒出一批。直到明末危机总爆发,李自成揭竿而起,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王朝彻底覆灭。

明朝如此,其他各朝又何尝不是呢?

著名历史学家王亚南在他的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写道: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残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

这股贪污腐化之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得到了蔓延和强化。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22年,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统治支柱,却外不能抚侮,内不堪一击,最终以惨败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腐败所致。

也不能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反腐败,蒋介石一上台就注意法制建设,制定的反贪防腐的法律、条例不下二三百种之多。但这些写在纸上的条文从来就没有认真执行和检查过,实际生活中是“无官不贪,有吏皆污”。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四大家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达100一200亿美元。蒋介石本人每月以“特别费”的名义从国库提取100万元。孔祥熙凭借自己长期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特殊地位,大量收受贿金,通过买卖军火、卖缺、分脏、举借外债、操纵公债证券、投机倒把、买空卖空、走私物质等大发横财,仅抗战期间所聚敛的私财达10亿多美元。

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的官员腐败更加疯狂。河南辉县县长李晋三上任仅5个月就贪污100多万元。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中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至其崩溃前夜,军政大员们更以公开的暴力抢劫或携款潜逃,将商民们的财产洗劫一空后鼠窜,用临死前的疯狂续完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一笔。

贪污腐败至极点,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于是蒋介石大喊“肃贪”,把儿子蒋经国派至东北搞“反贪污运动”,后又到上海搞“打虎运动”,不料竟搞到了孔家头上,于是宋家、孔家出面干涉,蒋介石只好下令收兵。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整饬纪律,淘汰腐败分子,声言有腐败行为者不得为本党党员。果真如此,国民党包括蒋总统本人在内,岂不都得被开除吗?国民党还能成其为一个党吗?它以自身的腐败葬送了自己。

从夏商周到国民党政府,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整肃吏治、惩治腐败方面虽然作过多方面的努力,有的甚至是非常严厉,制定了各种明确的法令和措施,并积累了不少反腐倡廉的经验,其中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诸如科举选官、任职以廉、严惩贪官、监督百官、回避制度等。为什么腐败屡惩不绝,而且日趋猖獗呢?究其原因,也许并不在于法令和措施的不善,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性。

在剥削制度中,腐败分子和惩治腐败的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即在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时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一面。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完全是对利益惊夺之后分脏不均的结果。他们不可能超越自身阶级利益的局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反腐败,更不可能把反腐败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结合起来。他们为了反腐败,有时也提出“与民休养生息”和“重民利民”的思想和举措,但这仅仅是一种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而已。当统治者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伙同那些腐败分子一起来镇压人民群众,以维护剥削阶级的整体利益及其长治久安。这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主要原因。

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宗法政治制度也决定了统治阶级不可能根除腐败。中国社会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统治者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国和家联结在一起,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中国历代君主自称“朕即国家”、“朕即法律”,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将自身的某些行为视作腐败。即使想通过反腐败来延缓政权的崩溃,反的也仅仅是这种绝对权力之外的的腐败,却不能抑制这种权力本身的腐败,这就决定了腐败的不可遏制性和抑制腐败的不彻底性。

由此看来,任何社会,只要是存在绝对至上的权力,想要根治腐败也就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美丽的谎言。

既然国家反腐败的轻重缓急,深浅成败基本上取决于君主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根本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也就决定了反腐败只能是一种随意性行为。善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真命天子”的出现、“大救星”的产生的苦苦期盼之中。而一旦真有此类人出现,老百姓视之为“再生父母”,跪拜感恩,权力者由此获得满足的快感,在获得快感的同时,也就壮大了腐败的胆量。

这种由权力崇拜而导致的人格崇拜,只能使得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每每产生随某一君主或贤臣死亡而死亡的悲剧性后果。也正是这种政治的道德人格化,决定了历史上反腐败斗争的严重弊端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试想,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完全依赖于某个英明的君主的人格魅力,一个国家的反腐败仅仅取决于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好恶,又怎么不出现伴随王位更替的周期性动荡?反腐败又怎么能深入持久地进行并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呢?

反腐败的历史灵光,终因社会制度本身的腐败而无法变成太阳。

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政权才能给反腐败带来万丈阳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从建立始就明确规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腐败的旧政权,建立廉洁的新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的监察机构,这表明我们党自觉运用监督机制来反腐败的开始。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大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她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新政权的干部不仅不拿高薪,有时还要自带干粮去办公。当时的老百姓曾这称赞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相反,从1932年初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在苏区开展了以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专项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阶级斗争由过去流血的武装斗争转变为不流血的和平斗争,由军事“围剿”,改为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企图从根本上动摇、腐蚀共产党。共产党人面临着抗腐蚀的严峻考验。于是中央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厉行廉洁政治”的原则。

抗争胜利后,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廉洁的政权,可国民党的大员们,个个以英雄自居。他们借管之名,行贪污腐化之实。沦陷区的人民悲愤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人民只有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

1949年3月,当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将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危险。会后第七天,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京,筹划建国大计。毛泽东把这个新的伟大的进军喻为“进京赶考”,并语重心长地对周围人说:“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共产党人的成绩如何?恐怕还难以断定,因为这场考试还很长、很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自身政权建设的根本大事来抓,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尽管几经周折,甚至出现了事与愿违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否认廉政的动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执政与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反腐败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没有退路。

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惩治腐败,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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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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