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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政论片|李建华:《廉政之路》(第十一集)

2018-07-20 10:36  | 作者: 李建华    |   来源: 李建华道德观察    | 点击量:
导读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尽管当时的思想和文字显得有些幼稚,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时代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偶然的学术记忆,觉得还是有点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用微信推出。感谢杨继亮先生提供的宝贵思想和无私帮助!

  第十一集 无情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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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童年,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任天津地委专员张子善,因贪污国家财产171亿元(旧币)而被判处死刑。枪声过后,人即倒地,犹如一阵风从大地掠过!这枪声,就像晴天霹雳,划破数千年阴沉的天空,照亮了刚从黎明中苏醒的中华大地,振聋发聩!

  两名年轻的地区级领导干部因贪污而受到严惩,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称为“开国第一刀”。这一刀砍出了人民群众的欢呼、恐惧、惊讶和忧虑,也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省和沉思!

  两位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功臣,血雨腥风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不曾动摇和屈服,在糖衣炮弹面前却打了败仗,这是为什么?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求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是的,只有坚决惩处大案要案,才能表明党和政府对腐败行为的严肃态度,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有效地教育广大干部,才能震慑腐败分子!

  1951年末至195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它以实际行动宣告,这个党不同于其他的党,决不会放任和纵容腐败现象的蔓延!它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割掉肌体上的痈疽,永保生机与活力。

  从1956年下半年至1976年的二十年中,党的廉政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党探索反腐倡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针,取得了可贵的成果。然而,从1957年整风运动搁浅之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使廉政建设逐渐步入误区。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不良风气得到强化。尽管毛泽东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新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逐步在纠正错误中加强了廉政建设,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指导下,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廉政机构遭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严重损害,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被毁弃。尽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包含着廉政的动机,但事与愿违,廉政建设出现了严重倒退,其教训是何等深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提出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任务,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担任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已重建,并开始履行职责。党中央一方面着力于健全党规党法,如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另一方面,根据在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条件下腐败行为的特点,积极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的斗争。

  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在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据统计,从1982年至1986年,全国共有650141人受到各种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有151935人。对原安徽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洪清源受贿案,原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原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民航局局长沈图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以权谋私案等,都进行了查处,在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9年以后,党中央对政治风波进行了反思,把惩治腐败作为党的一项大事来抓,具体抓了群众主要关心的几件事:(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4)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严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据统计,从1987年10月至1992年9月,各级纪检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其中开除党籍154289人,由司法机关依法给予刑事处分的党员42416人。在受处分的党员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腐败。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的体制,这为惩治腐败形成了合力,使陈希同违法违纪案等大案要案得以破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9.8亿元。

  从刘青山到王宝森,说明了反腐败斗争中的一条基本规律,这就是惩治腐败必须先从高层腐败开刀。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感受到反腐败的真实性。“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败方式,既无法取信于民,也无法消除腐败!

  然而,中国人太习惯于“杀鸡给猴看”这样一种反腐败方式了。鸡,不过是打鸣下蛋之辈,而猴虽无什么功德,却因出了个“孙悟空”而比鸡有影响得多,有的还属重点保护对象,论起地位来,鸡远在猴之下,杀个鸡真的算不了什么,而要杀个猴子则要考虑社会影响了,“杀”鸡怎么可能“示”猴呢?

  当然,倘若在杀鸡时,“猴”们真的有点怕,倒也可以。问题是“猴”们仗着自己的地位,压根儿就不在乎什么“杀鸡”。甚至有的猴本身就是该杀之列,却在高喊“杀鸡”,并充当杀手。你说这样的“杀鸡儆猴”有何作用呢?现实生活中不是经常出现“大腐败在台上给小腐败作关于反腐败的报告”这样的怪事吗?

  “鸡”是杀了不少,但“猴”们却泰然自若。久而久之,不但“猴”们恶习难改,就连“鸡”们也是牢骚满腹,为自己不该杀找到了理由:该杀的是猴,却老是拿我们开刀,是何道理?

  此种“自己患病让别人吃药”的反腐败方式,应当休也!反腐败也应当从自我做起。如果政府及其中高级官员不能自我约束,人民群众必然会站起来说话!

  举报是人民群众的惩腐之剑,也是廉政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依靠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举报制度在我国古代曾有过粗糙的形式,如在朝堂外设置谏鼓和谤木,便于民众击鼓进谏,并在交通要道树立木牌,让告状者在上面写谏言。到了明代,允许民众直接进京举报。

  今天,举报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1998年3月8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经济案件举报中心”,在中华大地上率先实行了群众举报制度。同年6月,中央发出5号文件,要求各级检察、监察机关设立举报中心,随后,工商、税务、公安也成立了举报机构。

  实践证明,举报已成为我国反腐倡廉斗争的主要案源。1988年至199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举169万件,其中60%以上的举报线索立案,所立案侦察的案件有80%是群众举报的。

  举报制度,像一把出销的利剑,在腐败分子头顶高悬,体现了正义和法律的尊严,使人民群众的反腐败热情高涨,使腐败分子心惊胆战,使我们看到了反腐倡廉的希望。一 位沂蒙山区的老共产党,自带干粮,跋山涉水,徒步七七四十九天,到县里、地区和省里,举报乡里个别领导干部侵吞公款的事情。他说:“我是一名老党员,不能看着他们把共产党的名声给糟蹋了!只要能把这些坏人告倒,豁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值了!”

  一些群众在寄给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举报信中写道:“我们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我们绝不能瞅着这些蛀虫把我们的国家毁了,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甘愿冒着被打击报复、被砸掉饭碗的风险,向你们举报。”

  一位77岁的退休建筑工程师,为举报一名建筑工程负责人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己盖小楼的违法行为,亲自实地测绘、丈量、画出草图、测算出造价。他在举报中心说:“我在有生之年,要为政治清廉做点事。”

  多么善良而又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腐败分子能那么明目张胆吗?中国的反腐败能没有希望吗!

  惩治腐败的人民群众之网,既可以通过直接举报来建立,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反腐败,不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预与支持,而且要有健康的舆论监督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美国的新闻界揭露“水门事件”,从而导致尼克松总统的下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竹下登、细川护熙等的下台,也与新闻舆论有关。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喜爱,是因为它敢于大胆揭露各种社会时弊,敢于说老百姓的心理话,使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使社会腐败得以“曝光”。

  为什么舆论监督有这么大的“魔力”,关键在于舆论监督对于腐败分子有一种巨大的震慑力量。舆论监督以群众力量为坚强后盾,它所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极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隐藏在阴暗角落的腐败现象一旦被及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会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抨击、和鞭挞。

  舆论监督虽无法律的强制展性,但它可以使群情激愤,可以使高官显贵丑行败露,可以使各种“关系网”、“保护层”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舆论监督被西方国家誉为“第四种权力”。在我国也有“不怕控告,就怕登报;不怕上法院,就怕上电视”的说法。

  要想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职能,必须加强新闻立法,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律保障,使新闻舆论工作者依法勇敢而严肃地履行监督职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新闻法,大大地限制了舆论监督的职能,以至于许多新闻记者不能正常采访,甚至遭受抠打、非法拘留等待遇。

  一个没有完善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的社会,是难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而完善的新闻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的立法。我们热切盼望新闻法的尽早出台!

  舆论监督,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就意味着人民群众必须紧紧盯住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自觉充当反腐倡廉的坚兵。只有捍卫住自己的权益,腐败分子才无计可施。

  199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作了“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的大型社会调查。在调查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行贿能解决您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会行贿吗?”调查结果表明:回答“肯定不会”和“不会”的人数只有21.79%,而回答“肯定会”和“依情况而定”的则占53.61%。同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在武汉作了“武汉市民对腐败问题的社会评价”的1000人调查,调查中也有这样一道题:“为了办成一件对单位极为重要的事,需要向某领导进贡,对此你持什么态度?”结果认为要“向领导进贡”的有53.7%。两个调查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其结果却如此惊人的一致,这不能不叫人深思!

  当今社会,谁都在痛恨、批判、咒骂腐败,然而,为了实现自己或单位小群体利益,却又有50%以上的人愿意采用“行贿”、“进贡”等腐败手段。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它足以说明腐败已经严重腐化了社会风气,叫你不腐败不行。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书腐败的严重程度吗?

  一个社会,有一部分人腐败其实并不可怕,怕就怕这个社会原本廉洁的人,为了办成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可以办成的事,但非要采用腐败手段不可,即不腐败办不成事。这就恐怕远远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了,应当在体制上找原因。这也同时意味着,今天要想惩治腐败,如果单靠抓几个典型教育一下大家的办法已经不能奏效了,必须从根本上来反腐败,这个根本就是法治,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与监督!


  李建华,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哲学)评议组员,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伦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著述丰富,目前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名誉主任、民间智库——“湖湘伦理学研究院”发起人之一。



【责任编辑: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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