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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序——陈方正

2018-08-29 18:51  | 作者:陈方正    |   来源:    | 点击量:
导读

陈越光:《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8月八十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在198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碰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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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8月

  八十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在198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碰上那股“文化热”,因此顺理成章,在1985年认识汤一介先生,1987年认识金观涛和刘青峰,1988年认识陈越光,此后经常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各种活动,很快就和这两个团体的朋友相熟。岁月如流,这已经是31年前旧事,再也想不到,如今也是越光兄奋笔为书院编史,又命我为此书作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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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先生1987年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用作者的话来说,此书是以书院所保存大量原始档案为基础,所以它有三个特点,即着重原始资料、当时实事,以及书院内部事务,相对而言,也就是它将当事人的记忆、对事件的诠释和评论,以及书院的外部影响和关系等等,都放到次要位置。但这样一来,我这篇序就下笔维艰了。原因很简单:我之于书院,只是个经常参加活动的熟朋友,在八十年代连类似于“客卿”的“导师”都算不上,因此对书院内部,几乎是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了解,都是得之于个人记忆,以及从外部、从大处观察,而几乎没有来自内部的经验。因此,对此书大部分内容我都感到很新鲜,甚或可以说是很陌生,闻所未闻。那么,抚键踌躇,难以为辞,也就很自然了。不过,以我和汤公、越光兄的数十年相交、相知,自然也不敢推辞。

  作为书院的老朋友,我所要讲的,大抵是从它的根源、成败关键,以及未来这三个不同方面着眼。从根源上看,在八十年代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三个民间文化团体中,“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所树立的旗帜是科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所标榜的是西方哲理,而中国文化书院则顾名思义,以传统文化为依归。当然,这是个笼统说法,准确一点,应该说书院实际上是起到了接续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传统的功能——因为它汇聚了多位出现于二十至四十年代、其后噤声数十年的高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等,为他们提供了全国性讲坛(书中所谓“把讲台还给了它的主人”)和出版渠道,使得他们能够再度发挥独立学术功能;而且,和他们同时涌现的,还有一大批等待已久、渴望能够初试啼声的中青年学者。这可以说是用最传统,因此也最容易引起社会共鸣的方式,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文化。

  但倘若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只不过是恢复了文人结社讲论的风气,也就是在新环境中令传统书院复活,那就未免把它看得太轻易,太简单了。越光兄这本书院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下列问题提供了清楚和具体答案:书院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它当年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大?这些能力从何而来?

  从本书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我们可以做个粗略统计。在1985年至1990年五年间,书院在学术交流方面,最少主办了八个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大部分是国际性质的。在教育方面,它最少开办了五个文化讲习班(其中“高级研究班”办了三届),学员数目从一两百以至七百不等;两个业务培训班,学员达五六千之众,还有一个为期两年的比较文化函授课程,学员达到一万三千多人。在学术传播方面,它最少出版了五百多万字的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年鉴(1989年)》;为研究班和培训课程所编写的十几种教材和数十期《中国文化书院学报》《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中国学导刊》等刊物;此外,还有多种新撰或者重刊的学术专著。对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而言,这可谓极其惊人的活动量了!在背后支撑它的,是大量学费与出版收益:例如,在书院最活跃的1987年,它的年度收入竟达300余万元(结余134万元),那在八十年代是个骇人数字。据作者回忆,它已经相当于一个建制内中型杂志社年度预算的四五倍了。

  书院为什么能够从社会上吸取如此巨额资源?大众对于文化的渴望,以及它那五六十位代表文化界精英的导师群体,自然是决定性因素,但能够将这两者磨合在一起,使得后者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则是个相当强有力的组织,那包括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和一套严格的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组织的运营者虽然雄才大略,然而,出于学养和气质上的局限,以及个人私心,他却在时局最艰危的关头与书院领导层决裂,由是使得书院受到政治变化和内部冲突的双重打击,其后虽然不至于一蹶不振,但也难以恢复以前的活力了。然而,陈越光兄不甘任其精魄风飘云散,以近乎白头宫女的心情,为它整理尘封旧档,树碑立传,由是有本书之作,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如今为书院树立大旗的前辈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墓木已拱,创建时期的中坚人物如汤一介、庞朴等也先后涓季凋零。倘若这就是结局,那诚然令人无限怅惘。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有某种处必然性的,但那和大师远去、后继无人没有关系。学无止境,大师之后、自然还应该有下一辈、下一代大师,倘若实际上竟然没有,那是这一辈、这一代人不争气而已,不能够谓之“必然”。真正根本和重要的变化是,三十年一晃过去,高等教育体制大幅扩展,学术氛围沧海桑田,各种知识、文化传播渠道更是无孔不入。因此,当日如饥似渴连追求文化滋润的群体已经消失殆尽,至少也是在迅速减退中。这个时代性的巨变是不可遏止,也无从逆转的。它注定了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由结合只能够以交谊、雅聚小团体的方式存在,而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那样,轰轰烈烈地发展成为立足于社会整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对此我们不必“怅望千秋一洒泪*,但必须承认,今昔之间的确是“萧条异代不同时”了。因此,越光兄在这个时候为书院编撰这本历史,是很恰当的——不仅如此,我们更热切期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运动,描验岀更全面和详细的画图来。是为序。

 

  丙申除夕于用庐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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