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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花里的湖湘文化   

2018-11-02 11:07  | 作者:彭文杰    |   来源:华声慈善网    | 点击量:
导读

讲中华文化,除了讲老子的“一”、“二”、“三”外,如果不懂得“五”在文化中的奥妙,那还是一知半解。中华文明的开篇鼻祖是三皇五帝,奉行的哲学是阴阳五行,吃的是五谷杂粮,看的是……

  讲中华文化,除了讲老子的“一”、“二”、“三”外,如果不懂得“五”在文化中的奥妙,那还是一知半解。

  中华文明的开篇鼻祖是三皇五帝,奉行的哲学是阴阳五行,吃的是五谷杂粮,看的是五彩斑斓,品的是人生五味,读的是四书五经,登的是三山五岳,交的是五湖四海,飙的是五陵豪气,坏的是五毒俱全,爽的是五子登科,跪的是九五至尊。

  可是就有一个人,他就不跪,因为他是贵族,是帝高阳的苗裔。

  一、兰,兰之高贵的天生龙种

  帝高阳就是颛顼大帝,是轩辕黄帝的嫡孙,颛顼的曾孙陆终生的第六子就是楚国的先祖芈季连。《楚世家》中记载,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诉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他向天发问,远古开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给后代?天地尚未成形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谁能够探究其中原因?大气一团迷蒙无物,凭什么将它识别认清?

  《天问》开篇,“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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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特种邮票“忧歌离骚”和“求索问天”(图源网络)

  《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一篇“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屈原以他的叛逆和横溢的才华问天问地问神问人,其内容之奇绝、才华之卓越、想象之丰沛、探寻真理之执着,光耀古今。通篇贯穿浓郁的道家气息和风骨。

  秦惠文王十二年,张仪出使楚国,给楚怀王开出来一份丰厚的礼单,秦国愿意以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和秦国美女换取秦楚联姻,并换取楚国与齐国的不结盟,有点像美国劝说英国脱欧。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的连横之策帮助秦王纵横天下。纵横家们只讲对错,不问善恶,忽悠天下。楚怀王也居然相信了,还去了秦国,被秦国软禁,最后客死他乡。

  屈原与楚王及楚国高层的矛盾,估计是从张仪访楚作为分水岭的。他一贬再贬,最后被流放。这对于屈原的人生或许是倒霉的开始,但对于“愤怒出诗人”、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则是另一种开始。他一声长啸的《天问》影响了一千多年之后的周敦颐,再过了一千多之后,周敦颐的后裔鲁迅又是一声震撼千古的《呐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使命。他被放逐了,在沅澧流域,他发现了在他生命中怒放的那朵花,兰花。在《湘夫人》中,他咏叹,“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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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图源网络)

  兰花在两千多年前,还是天然野生的,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宋代,开始栽培种植。兰花,也称“中国兰”,与梅、竹、菊合称“四君子”。它没有醒目的艳态,没有硕大的花、叶,却具有质朴文静、淡雅高洁的气质。屈原以兰花自喻,表达“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

  屈原在放逐中追寻,在追寻中思考,在思考中忧郁。可谓,袖中有剑,杯中有剑,抛向天空的头颅,如何召集锦绣河山?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何等的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所谓“百家”最著名的一批被后人尊称为“九流”,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屈原是个诗人,当他挥剑问天的时候,仿佛在告知世人,从我开始,中国诗歌从此进入了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其中还有哥白尼、莎士比亚和弗朗索瓦·拉伯雷。

  屈原是孤独的,但他并不孤单。那朵兰花,两千多年前还是随地可见的野花,现在,它开于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人士心中,永不凋谢。

  二、桃,桃之绚丽的理想王国

  兰花是冰清玉洁的,而交上桃花运,可能是“桃花劫”了。陶渊明本来是喜爱菊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一种道家风范,在陶渊明这里,也是表达他愤世嫉俗的做派。为何要“见山”呢?其实是他胸中的“江山”,是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表达。

  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情怀的理解常常简单地认为,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独善其身”。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是想独善其身吗?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玩转了三个朝代,目睹了九个皇帝的更替,他十几年的从政生涯,五次出仕,五次辞官。官越做越小,脾气也是逆生长了。他胸中的块垒,一千多年后,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得到充分表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时代”是那时候知识分子对过去最好的追忆,也是《礼记大同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或《小戴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礼运大同篇》是论述礼之源头和礼之实的专论,《礼运篇》不仅脍炙人口,更在乎冠于篇首的“大同小康”思想,为后世人描绘了一个民族理想中的世界图案,故后世有“礼运大同”的说法。“大同”和“小康”,是相对的两种社会形态,在对立之中相得益彰。

  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而墨家思想也是墨瞿深受道家代表人物文子的影响而发展的,所以有人说,天下之言,皆归道。

  《礼运大同篇》描述孔子的理想世界。能成就大同世界,天下就太平。没有战争,人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可惜行不通,因为人人皆自私自利的缘故。

  陶渊明菊花没有采到,回家种红薯,回到书斋读书,还落下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于是便做梦,一边做梦一边忽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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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桃花源酷似陶潜文中所描绘的仙境(图源网络)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段《桃花源记》的文字,基本上就是《礼运大同篇》的山寨版或解读版。他边饮酒边做梦,“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他自问自答,“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菊花没有了,桃花是梦中的,可酒那是自己的,陶渊明以酒下诗,一不小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酒后吐真言,“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有骨气文人的名片。他的《归去来兮辞》上承屈原《天问》之神韵,下启“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之风华。松菊桃李,鲲鹏万里,酣畅淋漓,爽呆庄子蝴蝶之流线,玩尽魏晋风骨。

  在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谈“大同世界”的同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构思他的“乌托邦”。公元五世纪,陶渊明从武陵山脉的一个山洞发现了“桃花源”;公元十七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莫尔河中的一个岛国发现了“乌托邦”。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中国人奉行的是“大陆文化”,西欧人奉行的是“海洋文化”,所以“桃花源”在山洞里,“乌托邦”则在岛上。但无论怎样,他们最终都走在一起,追寻自己的“桃花源”或“乌托邦”,这为在20世纪出生的湖南人卢德之博士在世界舞台宣讲“共享文明”,给予了丰富的滋养。

  三、莲,莲之净世的独立人格

  中国人形容美女有着丰富的词汇。比如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落后啦,李白笔下的美女是这样描写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什么意思,就是说,彩云看到美女后,觉得自己不美了,想要做更美丽的衣裳来装扮;鲜花看到美女后感觉不行了,要到美容院去美容。真是写绝了。然后白居易来了一个更绝的,“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唐代诗人斗诗之狠,可见一斑。但源头都是从屈原开始的。楚国大地,荆楚湖湘,不断派生杰出的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当思想家、哲学家星若灿河之时,冒出了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北宋时期,当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散文达到高峰,苏轼领衔文学界的时候,九嶷山下,濂溪之滨却诞生了一代宗师、理学鼻祖——周敦颐。

  晚清经学家、诗人王闿运曾到江浙一带讲学,王闿运是湘潭人,做过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名气并不大。江浙素来是文人墨客云聚之地,当地官员当然看不上他,为试他的才学高低,故意探问他的学问流派、渊源,王闿运便脱口而出:“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对濂溪学、对周敦颐创办的理学以及湖湘文化在全国地位最简明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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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图源网络)

  与唐朝国运宏通、气势辽阔、诗人争相比美的景象不同,宋代的诗人更加尚意。苏东坡一会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快意人生;一会儿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悲欢离合;一会儿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道家境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哲学便一路向下,从形而上跌向形而下,但总有一些脊梁,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从中国哲学的源头,寻找他们所需要的营养,苏轼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在苏轼的诗词、散文中,他已经将儒释道融为一体,藉以表达他的情怀。同样,周敦颐也开始从中国哲学的源头,来寻找他的哲学灵感。他的《太极图易说》(《太极图说》之本名),吸取了道家系统的宇宙发生论,将之与《易传》系统的宇宙理论结合起来,建构起了自身哲学的基本宇宙生成模式;而其《通书》则提出了儒家心性沦、伦理学等许多概念与命题,尽管那还是比较简单的。

  周敦颐的智慧在于,他以道家的哲学作为逻辑底层,杂以佛学,最后披上儒学的外衣,从而完成了他理学的构架。

  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这其实就是老子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阐述;也是《易传》中“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翻版,同样也是他的“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以此来阐述“礼乐”,使之有了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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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图源网络)

  周敦颐出生在道县,道县又称“莲城”,他可谓一朵莲花喂养的极品。他在《爱莲说》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清代乾隆皇帝从小爱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视之为楷模与圣人,说:“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贯之道,夫人之所当勉者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影响了将近一千年的中国。

  在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濂溪故里,有这样一副楹联:“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这副楹联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鲁迅(原名周树人)和周恩来,都是周敦颐的后代;道岩奇观则指在道县发现了史前12000前人工种植的稻米,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重新认识,彰显了这块土地的神奇。

  四、菊,菊之璀璨的灵动光谱

  王船山《落花诗》是大型组诗,共99首,现代人很少读见,此处分享一首,来感受其魅力。“弱羽殷勤亢谷风,息肩迟暮委墙东。销魂万里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后功。香老但邀南国颂,青留长伴小山丛。堂堂背我随馀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第一句写落花花瓣虽然脆弱,却极力抵拒东风之扫拂,然而最终还是于暮春时节委落墙东。“墙东”可能暗用了《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传》“避世墙东王君公”的典故,有自喻避世之意。第二句“销魂万里”化用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诗意,说花儿凋落、离别枝桠乃生前劳碌奔波之果报。“化血三年”用《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典故,言落花之枯死实如凤凰涅槃,足见其不屈之功。第三句“南国松”讲芬芳的花儿到老都只为邀屈原《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之誉,“小山丛”取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句意,讲花儿尚留青枝绿叶隐栖于深山幽谷。第四句取唐人薛能《春日使府寓二首》其一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和《秋题》“独坐东南见晓星,白云微透泬寥清,磷磷甃石堪僧坐,一叶梧桐落半庭”诗意,言白发欺我,岁月不待,我已垂垂将老,唯有一叶梧桐尚堪为我知音。此诗前两联是借落花写自己倔强不屈之精神,后两联是写自己虽有可歌可颂之节概,如今却退居山野,坐待岁月流逝,缺少知音之境况。这首诗歌的魅力在于,诗写落花不见花,读似平淡,功底极深,用典之多实在罕见。可谓“无边落花萧萧下,不尽典故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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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图源网络)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朝代更替的时代。李自成进京,大明亡;清军进京,大顺亡。一个强大的王朝和一个短命朝代的更替以及一个新王朝的到来,是令他猝不及防的,令得他实现理想路上的充满了千辛万阻。他出门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他不像屈原那样问天,他不知道是谁的天;他不像陶潜那样饮酒,饮酒也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块垒。山河破碎,满眼落花,他写了99首落花诗。

  天总是会黑的,更何况有乌云。然而,乌云之上还有星辰;人群之中还有善良。即使什么都看不到,你自己还是一团火,照亮前行的路。

  他开始著书,用文人的方式来探寻世界。《老子衍》、《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庄子通》一卷、《庄子解  三十三卷、《黄书》、《春秋家说》、《尚书引义》六卷、《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三十卷、《楚辞通释》十四卷等等。从这些书名我们可以看出,王船山的哲学底蕴来自老庄和《周易》,其人文精神来自屈原。他写了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字的作品。他因晚年长期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他的著作,在曾国藩、曾国荃的努力下,重新汇刊成《船山遗书》,共收著作56种288卷,于1865年在金陵刻竣。

  在哲学上,王船山提出“气一元论”,他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他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气一元论”近接周敦颐的主张,远承老子的道脉,可谓一脉相承。王船山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这些学说,深深影响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湖湘士人,他们高举船山先生“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并由湖南席卷至全国。所谓“湖湘文化”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便蔚为壮观。以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都大力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4年刘人熙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举行婚礼,船山学社也成为他们的新婚居室。1921年8月,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37年,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为他写作《矛盾论》、《实践论》提供参考。毛泽东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其爱菊之名,无人不晓,而菊花也逐渐成了超凡脱俗的隐逸者之象征。

  唐代诗人原植《菊花》诗曰:“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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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园,王夫之曾在此居住(图源网络)

  船山先生曾久居菊园,看的是有此花无它花的景象,写的是有此道无它论的名言,成为湖湘文化承上启下的精神领袖。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统治者和掘墓人都将他奉为圣人。而他喜爱的菊花,也在17世纪被引入欧洲,19世纪又从英国传至美国,成为全世界人民喜欢的花卉。菊花之美,丽而不艳,傲然临霜,怒放于群芳凋零之际,傲然在风霜肃杀之时,尽展其万方娇媚之态,菊之璀璨犹如光谱之绚丽,多姿多彩,神奇灵动。

  五、梅,梅之傲寒的世代风范

  周敦颐有两个学生,程颢及其弟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周敦颐、二程、张载、邵康节而被称为“北宋五子”。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思想学说的通称。之所以称为道学,是因当时流行称谓,且《宋史》有《道学传》而名。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当时宋代儒家言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名。又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被后人分为三大流派:气本论一派,以张载为代表;理本论一派,以程朱为代表;心本论一派,以陆王为代表。在这三大流派中,周敦颐不属于任何一派,可见,作为开山鼻祖的他,是源头,其它的都是支流。

  在中国哲学上,关于“知”和“行”的问题,从朱熹到王阳明到王船山,是中国哲学的一条大江大河,蜿蜒辗转,奔流不息。

  朱熹在白鹿书院的学规中明确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的步骤,坚持“知先行后”说,坚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王阳明对“知先行后”是不认同的,提出“知行合一”说,以此弥补朱子知与行相脱离的偏弊。他主张即知即行,知行之间没有长远的距离,知当下即发为行为。一念之动就是行。学问思辨本身即是行为,不是在学问思辨之外或之后另有行为。

  王船山在两位前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下学而上达”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皆是孔子显明地主张行在知先的证据,故他坚持“不可离行以为知”的实践论。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的反叛。他又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他是“以知为行,而不以行为行”,“销行以归于知”,实无异于“先知以废行”。因为王阳明以一念之动为行,以学问思辨、内心修养为行,实即不免抹煞了真正的改革社会政治、改变物质环境的行。

  王船山的学说,可称为重行的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重知的知行合一说正相反。他说,“知可诡而行不可诡”,“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

  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黑格尔说,“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如此”。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都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就是“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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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图源网络)

  毛泽东在《实践论》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关于实践和真理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写道:“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中央组织了写作班子,毛主席在批语中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些论点,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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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图源网络)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延安写就的重要哲学著作,针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为统一全党意志而理清的哲学脉络。在当时错综复杂、团队弱小的生态中,找到一个思维的工具,用正确的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十分必要。

  作为读书人的毛泽东,曾创下了诸多纪录。《资治通鉴》读了17遍;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不仅通读,还写下了各种评语;《共产党宣言》读了100遍以上;对50余种古今关于《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全部涉猎;对十几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一部也没有放过。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等10多类,他的菊香书屋的藏书将近10万册。

  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让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可以用哲学的思维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他对知与行的关系作出的最完美的解答。

  1961年,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封锁,苏联翻脸;面临的国内环境是经济困难,灾害重重。面对困难和压力,诗人毛泽东以词明志,写下了《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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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图源网络)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咏梅者,可谓众多,他们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真是一缕梅魂,千古清香。而毛泽东的“咏梅”,将梅魂、梅骨、梅趣、梅神呼之欲出,写出了空灵遐远而又热烈绚丽的意境,豁然诞生一个新生命,成世代风范。

  《论共享文明》的作者卢德之博士在《湖湘文化的两大内核与基金会的当代发展》一文中说:“湖湘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寻求深刻的哲学思考,二是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他还说。“这种绵延不断的、深刻的哲学思考,逐渐养成了湖湘文化胸怀天下、思接天下、忧乐天下的品格与操守,而且人才辈出,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文化中的这种寻求解放现实道路的价值内核,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精神财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哲学的洪流从老子的《道德经》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书写着对宇宙、社会、人类的最深远、最宏阔的思考,是对湖湘文化、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湖湘文化盛开的五朵花,是傲雪报春的梅花,拥有舍我其谁、为天下先的气质;是璀璨灵动的、开遍九州走向世界的菊花,流淌着海纳百川、融通创新的血液;是遗世独立、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任何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深刻的哲学思考;是绚丽烂漫的桃花,讲述着中国人文的理想;是天生龙种、雍容华贵的兰花,可漫天遍地又能入厅靓室,显示了格物致用的品质。因此,在卢德之博士“寻求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这样的命题下,湖湘文化还具有四个特质:为天下先,这是湖湘文化的气质;融通创新,这是湖湘文化的血液;经世致用,这是湖湘文化的支柱;实事求是,这是湖湘文化的灵魂。这五朵花讲述的思想和故事,久久地响彻毛泽东的那句诗,“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责任编辑:彭文杰·价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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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湖南日报华声掌控副董事长兼CEO,湖南日报华声慈善网总编辑,湖南华声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华声会创始人兼总架构师。资深策划营销专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湖南餐饮行业协会文化品牌总顾问,湖南彭祖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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