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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锦萍:中国基金会十年一梦还是十年一剑?

2018-11-27 20:28  | 作者:金锦萍    |   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 点击量:
导读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度盛会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择地在每年的11月22-23日举办,致力于搭建高层次的行业对话、交流、合作平台。截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了10次年……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度盛会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择地在每年的11月22-23日举办,致力于搭建高层次的行业对话、交流、合作平台。截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了10次年度盛会,累计6000多人次参会,2600余家机构参会,300余家媒体参与推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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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年会闭幕仪式上的总结发言,经作者审阅修订后首发。文章谨代表发言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让我来做总结发言,总是有些不太合时宜,因为我总感觉自己不够老,因为做总结都比较老才可以,比如像永光这样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其实从资历上来讲我也不算年轻,因为进入这个领域也快二十年了。而且我有一个身份能够证明我来做这个大会的总结还是合适的,就是因为2009年,当时这个论坛还叫做“非公募基金会论坛”,首届论坛的发展报告是我写的。一晃十年,我想问的“十年一梦还是十年一剑?”其实做总结风险挺大的,怕有些点评不太到位,甚至我这个人一向以犀利出名,一不小心会得罪人,但是无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甚至我们所批评的,其实都是为了公共利益。

  一、十年一回顾,发展与变化

  我演讲的题目叫“十年一梦还是十年一剑?”,诚如我刚才所言,这个论坛已经走过十年,的确有必要来回顾、反思和总结一下这十年历程。大家不妨跟我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十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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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起走这些主题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其实我们这些年所曾经关注过的主题还是非常多元、丰富而且覆盖面广泛:有些是关于基金会的价值和生态;有些关乎使命与责任;有些关乎技术与能力;有些关乎局势与格局;有些关乎时间与空间……有些主题甚至会有些重复。但是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的话,今年好多平行论坛所谈及的话题其实我们历年年会里面也似乎都有所涉及。

  2009年的发展报告中,我们曾经检讨过当时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到底还在不在。

  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当时对非公募基金会赋予了特别大的期待和热忱,2009年发布的报告谈到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责任使命和价值。大家可能现在不觉得什么,但是对我们2009年的人来讲,那时候对非公募基金会真的很有期待,为什么这么讲?大家不要小看非公募基金会。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能够去设立这样一类品种,绝对不是说,只是要把公募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截然分开,而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基金会的设立者还是政府部门或者需要具有官方背景的情况下,使得社会力量设立基金会成为可能,尽管在公募资格上做了限制。

  但是她一旦横空出世,就担负着以下使命:改变民间公益生态,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使基金会保持独立性成为可能,培育民间公益理念,成为实现个人公益理想的上选路径,还要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所以,与其说《基金会管理条例》是对基金会的集体松绑,不如说是让其中的一种类别(即非公募基金会)免受本就不该受到的掣肘,为公益事业的发展开辟蹊径。

  接下来我们再看,当时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哪些?这些问题现在我们还有没有?比如说对基金会自身而言,当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基金会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旨和使命的重要性,但独立性的困惑依然存在,当时独立性来自于两方面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政府,一方面来自于资本的。就是我们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比如企业设立基金会之后基金会实际上还依附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诸多问题:非公募基金信息公开不主动,专业化程度低。

  在制度方面,我们当时也提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分类标准值得商榷,章程示范文本效力质疑(认为不应当把大量的具有强制性效力的规定列入引发了很大争议)。同时也提出:基金会内部治理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评估制度喜忧参半(当时已经发现评估制度有行政化倾向,担忧其成为另一种政府规制手段,后来不幸被言中);优惠政策配套制度出台不够及时。

  当然我们也有展望。在判断当时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和慈善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情况下,我们认为:

  其一,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其二,非公募基金会弥补了政府功能的欠缺,但是仍需更有洞察和远见;

  其三,非公募基金会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

  其四,需要开渠培养专业人才,支持性组织初露峥嵘;

  其五,非公募基金会理事会的能力建设应尽快提上日程;

  其六,税收优惠政策将有效激励公益捐赠;

  其七,法律制度期待进一步松绑。

  十年一瞬间,蓦然回首,很多问题依然在灯火阑珊处。尽管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十年前的那些问题依然存在,十年的有些展望还是只能展望。不过,点滴进步都是好的。或者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慢一点无妨,只要精进。

  二、十年磨一剑,机遇与挑战

  十年一回首,很多朋友也在灯火阑珊处,所以今天看到好多已经在这个领域内坚守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朋友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很欣慰的。但是更高兴的是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年轻的,充满憧憬与期待。十年,3650天,有些新生事物已经迭代数次了,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十年磨一剑,我们的行业的确在有些方面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总得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与助力。这十年技术方面的发展不可想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移动端,大数据,给我们公益领域带来什么?网络募捐呼啸而至,既汇集和分配资源,也汇集和回应需求。99公益日、95公益周……成为慈善领域的嘉年华,而且在慈善募捐之外,还有各种通过互联网方式的公益众筹,个人求助和大病互助……

  比如说区块链,大家都希望它解决我们的透明问题,尽管一贯保守的我并不看好,因为公益慈善领域中最核心的不是只能够追索到资金的足迹,而且我一直认为,有些应该留给良知和上天的事情,我们不可僭越。还有人工智能的兴起,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替代我们很多的作为资金和物品搬运工的很多工作?所以,技术方面带来的冲击会很大,这已经在我们行业里面出现了。那些未雨绸缪,在互联网方面已经做好做足功课的基金会,在募捐方面已经占到先机了。当然如果我们基金会中那些依然是由企业、特定家族或特定个人设立的基金会,它的资金来源很特定的话,这些对它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第二,我们再看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竞争。这些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市场对于公益的认知和参与热情日益高涨。企业家进入公益领域的频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给我们带来不少冲击。企业家们在商业领域里有固有的逻辑、经验、规则以及标准。当他们进入的这个领域以后,与我们原先公益领域所固守的价值观、规则会发生冲突和碰撞。我觉得挺好的,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斥,也不是简单的各行其道,而是相互融合和相互包容,并因此孕育和滋养着我们新的逻辑和价值观。

  比如公益营销,有些基金会做得很好,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因为公益营销里面包含着商业营销和所附着的捐赠。那到底该谁为谁做嫁衣。其实理想的状态是双赢,但是底线是公共利益不能吃亏。公益金融现在很热,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能把公益金融讲清楚。

  例如与传统商业保险不同的是,支付宝和京东都推出了互相保的保险产品,甚至还有不以保险示人,但是也承担着风险分担机制作用的互联网互助基金的兴起,这些方式的出现其实也意味着这些金融模式对我们原有的一些救助方式带来改变和冲击。还有善经济概念的提出;社会企业和公益企业这些集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于一体的组织体的出现。在一个实体里面同时要实现双重价值或者多重价值,到底是哪种价值先导?这些命题的提出都是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同时也意味着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终于跟市场接壤了,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和碰撞,是好事,但是我们做好应对的准备了没有?

  第三个问题,政社关系带来的压力与动力。这十年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给我们这个部门的资源增多了,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都用各种资金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资助明显增多。最近,如果大家关注民间教育的话,会发现政府终于走上一条路子——把营利性和非营性进行分类管理,政府资助的思路愈加明确。从教育领域开始,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分类管理思路也在路上。

  当前管理体制正在改变,尽管跟我们所期待的直接登记制还尚有距离,但是最近来看,有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狭义的公益慈善类、经济类、自然科学类和城乡基层服务类)是有望进行直接登记的。还有党建的全覆盖,要求我们在当前各方面都要增加相关的调控,这些给我们带来压力,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动力。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跟政府相处的时候,重新来审视这种政社关系?多元主义之下的竞争关系似乎在这里水土不服,而法团主义之下的合作关系却是新的出路。

  第四方面是立法与政策带来的规范与规制。这十年我们发现有几部法律的出台和通过对我们行业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2008年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部税法,我们现在能够进行非营利组织所得税免税或者公益捐赠得以享受税前抵扣的,都有赖于这部企业所得税法。它明确规定了公益捐赠税前抵扣的比例,也明确规定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是免税收入。税法改革正在进行,比如说最近的个税调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接下来你会发现,你的捐赠者里有很多个人,如果他的年度收入刚好处在税率提升的环节,那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税收规划,他们就将成为我们非常忠实而坚定的捐赠者。我们有多少组织已经做好了准备?

  还有《慈善法》及其配套制度的出台,《慈善法》当时制定的时候我们对它期待是非常高的。因为尤其在慈善组织设立方面,立法者的态度非常明确,要让大家在做慈善的时候能够非常简便去设立一个慈善组织;而且考虑慈善募捐规则的时候,已经要突破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截然分开,在登记那一刹那就以身份来确定能否公募的命运的规则。所以慈善法中规定,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基金会都是有可能获得公募资格的;而且立法者试图去突破行政成本方面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在《慈善法》及其配套制度中有不少利好,当然也会有一些限制。这是法律本身不可避免一的一种确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对你相关规则完善的同时势必会带来相关方面的一些规范,我们又该怎么去对待呢?

  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慈善法》里面有些规定不合理,或者是规定的那些制度在以后的配套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由于配套制度未能跟上《慈善法》当时的一些立法意愿,不能实现。例如第一个问题,慈善组织的登记问题。尽管《慈善法》的思路是便于设立和登记,但是与其相配套的三个条例尚未修改,因为慈善组织不能够凭空出现,它必须采取三种基础组织形式之一,(无论是基金会,社团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但是这三个条例中如果关于登记的制度不再变革的话,慈善组织登记难的问题依然还是无法解决的。当然我们会说条例的修订是值得期待的。

  还有《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部法律看起来跟我们没关系,其实关系太大了。中国的第三部门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忽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境外非政府组织跟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同步而行的。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进行临时活动备案,但也有些机构在观望,有些机构就离开了。

  我们不是说简单的从资金或者从能力方面去考察,或者权衡得失。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从改革开放那时候开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到来其实预示着中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法律它的走向以及配套制度制定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点,如果我们的组织里面有大量曾经是跟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受到这个法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些草根组织原来的资金是依赖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由于此法,他们如果失去有些资源,我们在座基金会们——你们得担当起资源提供者这个责任。

  三、十年积累,社会转型下的中国基金会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主论坛的三位演讲者的主旨发言是扣题的:中国的转型与发展、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基金会和人的现代性与中国基金会。其中有几个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性、基金会。其实这些主旨发言里面无不在向我们重复询问一个问题:当下,2018年的中国,我们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进行转型。

  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法学角度,还是政治学角度,我们到底如何去看待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国基金会何去何从?你所在的基金会又在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基金会是一个财产的结合体,从我们法学角度来看,我们会把它跟社团做个非常截然的对比,因为社会团体是以人为基础的,基金会是以财产为基础。但是请诸位不要忘了,基金会尽管以财产为基础,是被赋于人格的财产,但是在它所有运作过程中都无不与人有关。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金会的价值和功能可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之上,例如消除贫困或者提供社科文卫体方面的社会服务(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更体现在在这个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对于人的塑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的现代性与基金会绝对是紧密相连的。不光是我们这些拥有资源的人自以为是助人者,其实那些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也面临现代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施方和受方就是平等的,所以这个主旨发言实际上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当下中国,我们的基金会还要不要谈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应该担任的角色与功能?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15个平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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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板块讲的几乎都是使命、责任、价值,这也是我们基金会最擅长的。甚至从这十年的主题来讲,我们也有若干次都去探讨这一问题,这些选题选的还不错而且有的非常深入。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价值”跟“情怀”是两回事。因此去考察我们基金会使命与责任和价值的时候,其实还在追问我们的初心。但有一点,有一个平行论坛讲共同价值,我就在想,我们行业共同价值到底是什么?或者应该说底线价值?因为价值本身是多元的,甚至不少价值之间还有冲突,例如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当无法兼得的时候,我们就得纠结如何取舍,或许这个时候得探讨一下共同价值?

  然后第二板块很好玩,我看他们冲着第一板块去的,“开挂的公益从来不只靠情怀”、“基金会不谈投资何谈可持续发展”、“技术让公益更有AI”、“基金会做合规运行与良好社会效应”、“对接国际标准组织评估的问题”。这个版块里面我们看中的是什么?其实是对基金会的技术性、专业性、管理方面的考察和反思。

  第三个版块是关乎领域的,无论是农业还是环保,是社区还是城市教育。“苏氏公益与江苏社会转型”可能是东道主的意思,但有很有意思的是它采取的是一个地域文化对的公益发展的视角。

  最后一个版块实际上带有时空感,无论是“民间公益10年,新企业家如何做新慈善”,还是“面对新十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前沿视角”,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商业浸润。

  这些板块,其实我想问所有的平行论坛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如何跟主论坛,跟我们的主题去连接?实际上有一些是很好连接了的。也就是无论我们谈什么,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度。

  所以又回到这个命题上:社会转型何去何从,基金会们路在何方?其实我不太愿意讲寒冬,我觉得四季变化很正常,四季分明才能领略四季风光;我也不大愿意讲抱团取暖,因为还没有冷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的行业很多元化,即使我们想抱也不见得能抱在一起。其实我们所有的个体,你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下的选择或者判断不可能统一,我们得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领域里还有些东西让我们得以领先商业领域,就是我们的价值。没了价值和使命感,我们还能凭借什么可以跟商业领域去PK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吸引在商业领域里面已经很成功的人士进入到这个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道德情怀去绑架他人,也不意味着将挣脱道德绑架的希望寄托在商业化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回归到“自由”这个词上就好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之所以做公益,那是我自由的选择,我并不因为我自由的选择而高尚起来,因为我选择我乐意。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你对自己的定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因为你选择投身公益,当然值得这个世界的肯定和赞誉,所以价值和使命感还得永远谈下去。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价值本身是多元的,我们不能简单只讲利他或者讲为善,我们得去考虑这些利他和为善背后的依据在哪里或者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源源不断动力的源泉是什么?每个个体心理都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统一它。无论你源于哪里,能保持住这个动力就行。

  每个基金会也是如此,管理和技术难免要去追求绩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助方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尤其从商业领域里面刚刚进来的那些成功人士,他们更会大谈绩效。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去辩论,因为对资方来讲这就是他意愿的体现,你接受资助,你就得遵守你们的约定,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你得去影响他,让他以后判断成功与否标准的时候,或者在看待绩效的时候将终归不会那么单一或者武断。

  领域和业务各有所爱,尽管我们今天也在谈一个问题,说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之间的区分,但是是不是现代公益就一定高于传统慈善啊?也不见得,传统慈善就一定只是治表吗?现代公益就会是治本吗?也不见得。如果当一个问题很紧迫,比如说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传统慈善,就需要钱和物迅速到位。但是到后面灾后重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它就需要专业化、需要规划、需要文化方面的考量。这个各有所爱指的是每个设立基金会的人,当你确立你的宗旨和使命的时候,你要根据你的意愿、你的理解选择,然后坚守你的所爱。

  地域和跨界也无妨。若论地域,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现在华东地区很活跃),还是西北、东北等等。大家发现没有,如果你把中国地图打开的话,会发现在中国有几个板块公益特别不活跃,你们知道是哪吗?广袤的中原和东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是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去点亮那两块地方?跨界的问题其实我不太爱谈,因为我总觉得跨界不等于无界,所谓的跨界只能说在有界别的情况下,我们各自有所守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跨越,是对各自的认可,但不等于完全忽视界限。但是跨界意味着创新的可能,意味着界别不该是思想或者行动的障碍。

  四、十年一梦(梦想之梦),勿忘初心

  其实时间本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其实我也不认为某个时间点会有特殊意义,因为所有日子的意义都是我们人为赋予的。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以后我们来看,会讲2018年11月这两天,我们在苏州开过这么一次会,主题是什么,也就仅此而已,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往前走了。

  所以我要说:“十年一梦,梦想之梦;十年一剑,非为争锋。”

  十年一梦,这是梦想之梦,而非南柯一梦,梦想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我们自己。十年一剑非为争锋,我们之所以如此努力磨砺自身,根本就不是为了争谁是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之所以有这样的剑在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剑指向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指向我们所认为、我们共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我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打油诗),最后两句话印象还很深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唯有与日子的相遇后会无期。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年、每十年都是如此,一旦过去不会再来。但是这些时间在我们公益领域,在我们这些基金会身上留下了什么?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希望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找到今天的时候,我再把2009年的问题拎出来,我们再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实质上的改变?

  谢谢!



【责任编辑:金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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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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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锦萍,浙江宁波人,法学博士,中国慈善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组织(基金会、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评估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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