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 您的问题(必填)

  • 验证码(必填)

艾路明:从2000元起家到资产800亿,民企没有原罪

2018-12-21 11:07  | 作者:管清友    |   来源:搜狐智库    | 点击量:
导读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大潮下,人们对未来领域的探索欲望不断扩大,勇于尝试许多“冒险性”的事物。艾路明会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开创了单人漂流长江的先河,而且在80年代……

1.jpg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大潮下,人们对未来领域的探索欲望不断扩大,勇于尝试许多“冒险性”的事物。艾路明会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开创了单人漂流长江的先河,而且在80年代就跳出体制下海经商,更缔造了3000元白手起家到800亿资产的商业传奇。关于原罪问题,艾路明表示,那一代的民营企业不存在原罪。

  以下是对话节选实录:

  记者: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第一,读大学时漂流长江,开创了单人漂流长江先河;第二,哲学出身,却创办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截至目前,集团账面资产近800亿元。第三,当了21年的村委会主任,在村里发展小微借贷,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此外,您还热衷于公益,当前是阿拉善SEE第七任会长。

  我们从您的经历谈起,特别感兴趣,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漂流长江的,这和武大的教育是不是也有关系?

  艾路明:我是1978年第二批参加高考的,上大学两年后武大的校长变成了刘道玉,刘校长将一种从民国开始的,关于教育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带到了武大,也带给了我们这些同学。我们从过去没有书看,到突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书,这对我们的思想打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当时班里的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差异很大。我们班有下乡的同学、工人、士兵等,而且当时年长的37岁,他的女儿13岁,最小的16岁,当他儿子都够。这样一个群体,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禁区的突破,都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些影响之下,我才可能去做一些,有些人不太愿意做的,或者认为不太可以想象的事情。

  在当时的环境下,游长江是可以被理解的,我第一次从武汉游到上海是在1981年,当时和几个同学一起试游,从武汉长江大桥下水游了一上午,因为那时候早晨就吃两个馒头,体力不够,水太冷,所以很快就没力气了。

  后来和我一起试游的同学都放弃了。但是,我总结自己是因为只吃了两个馒头,体力不够才没有成功。我觉得我应该吃三个,带一个到半路,等游到十点多,然后上岸,找个地方晒晒太阳吃个馒头就可以一直游下去。后来在实际的漂流长江中,凭借着这种做法,一天来回几遍,终于漂流完整个长江。

  记者:当时漂流其实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是一种风气吗?

  艾路明:我是在1986年读研究生时漂流的长江,那时候学生会思想很解放,专门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说我在游长江,让沿江的武大同学接待我。同时,他们把武大所有沿江城市、农村同学的地址告诉给我,我就拿着这个地址沿路找同学,到他们家里去吃去住,结果从武汉到上海花了不到50块钱。

  当时漂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1985年,中国探险家尧茂书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金沙江出了事故,当时影响很大,但是第二年又听说美国队要来漂流。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说,我们要先漂。

  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家对于自然、环境,以及各种风险的承受能力在扩大,对于那些未知领域的探索欲望在扩大。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主要出现了四代企业家,“84派”、“92派”、“99派”还有“15派”。“92派”是因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很多体制内的干部、教师下海经商,当时下海也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您是1988年下海的,而且是学哲学,转做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在我看来是很传奇的,一是需要勇气,二是完全跨行业,这个传奇的经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艾路明: 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在学生会当主席,当时同学们在一起非常和谐,觉得将来大家要在一起工作才比较好。那么,要在一起工作就只能办公司,所以大家就一起下海办企业。

  1988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们5、6月份商议办企业,7月前后,我们花了2000块钱注册了武汉当代生物化学技术研究所。当时,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很支持科技创业,而且那时候北京的中关村已经在全国率先做了示范,各地都希望通过高科技创业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1988年注册公司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时洪山区给了一个政策,个人需要把钱捐给洪山区科委,科委通过开办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科研机构来完成企业的创办。

  因此,我们把2000块钱捐给洪山区科委,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科研机构,叫做武汉市洪山区当代生物化学技术研究所,其中,洪山区科委占51%的股份,我们占49%的股份。

  这个技术研究所相当于一个执照,有了它就可以经营,所以,那时候和今天相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国都在做某种突破。

  记者:为什么选择生物医药?

  艾路明: 我们一起下海的有7个人,其中我是学哲学的,还有一个同学是学新闻的,其他5个同学都是与生化、病毒、化学相关的专业。而且我们认为未来生物医药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所以就选择从这个领域着手。

  另外,那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正好其中一个伙伴参与了一个生物医药方面的项目,他对从尿里面提取尿激酶的技术掌握的很好,而且也知道产品可以卖给谁,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方面入手。

  其实一开始也尝试做商贸联通,当“倒爷”,比如我们跑到石狮去进货,在学校里卖袜子和衬衣,因为都是同学,很多人来捧场,所以很快就卖完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卖袜子。那些买了丝袜的女生,买回去以后马上来找我,说“你这个袜子怎么都是一只,而且一只也就算了,好歹你们卖的贵一点,两只变一双也行,可是你全部是右脚,或者全部是左脚。”

  当时做生意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只好赶快把钱退给她们,把东西收回来。后来发现做这样的贸易不是我们的长项,还是做点可能了解的。

  做尿激酶其实也不是很容易,虽然掌握了技术,但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大规模的收集尿,需要做很多准备,要跟环卫局谈判,要把每个厕所管理好,运输的线路要分清楚。因为过了六小时以后,对尿的处理就会很困难,而且尿激酶的含量会下降,所以还得及时的运回去。

  冬天还好一点,但是夏天的温度是高,时间短,需要更快更频繁的运送。还涉及到老百姓,因为公共厕所和周边老百姓都有某种联系,如何使得周边老百姓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

  记者:当时研究生毕业放着体制内铁饭碗、金饭碗不要,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这事干不成怎么办?

  艾路明:在创业前有过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研究生毕业分到政府机关,工资一个月70多,一年下来加上奖金不到1000块钱,工作30年也就3万块钱工资,再加上分一套房子,大概3-5万块钱。总共不到10万元。

  但是,一旦生大病,可能需要30万元。那时候就想,一辈子连30万都赚不到太没用了,想到根上反而觉得无所谓。不管怎样,根据自己的能力经验,实际上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记者:我自己下海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模糊和静态的计算。主要考虑到未来10年、20年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个天花板。虽然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总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团队的能力,总会比现在要好。

  但是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同,当时是否考虑过,如果我们在政策上走一些回头路怎么办?

  艾路明:这个想法倒是没有,当时整个国家是欣欣向荣,思想解放,而且各方面都在向前推动。而且就那个时候的观念而言,思想探索的前沿已经很远了。

  记者:您是改革开放的亲身参与者,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待40年来国家发展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艾路明:40年来,企业伴随着国家的成长在发展。40年来中国有着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进步,也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的进步。

  举个例子,30年前办企业,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你要把钱捐给政府,政府给你49%的股份,过程很麻烦。但是,今天注册企业上到国家法律,下到地方政府具体推行都是有依据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办企业的时间越久,我越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今天已经有了更开放的,更成熟的法律环境。客观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他不改进或没改进,我们就悲观。

  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当初年广久创办傻子瓜子,需要中央领导小平来判断;当年股市成立前,中国会有资本市场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中央让尝试了,而且现在越来越成熟。

  总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巨大的空间,同时改革的空间也非常大,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中国未来继续保持40年的高速增长,有着必然的可能。

  记者:这两天很多企业家也在探讨对原罪的看法,您怎么看待?

  艾路明:原罪最早从《圣经》中诞生,说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所以他们的后代都会带有这样一种罪。但是中国民营企业不是这样的,民企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带来这种问题。

  所谓原罪是早先企业家与非市场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把制度变成一个适合发展的、现代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人的恶得到约束,人的善得到发扬,进而产业得到发展,并推动经济本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



【责任编辑:艾路明】

版权声明 举报

本文系华声慈善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关注华声会,每日阅读精选文章。